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政府将刺激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消费结构是研究居民消费的基础,本文在分别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消费支出选择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有着较大的不同,并且发现我国近年来的医疗、住房等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论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

目前,因大规模侵权而导致企业破产案件中,人身损害债权由于不具有优先性而得不到圆满的实现。我国在立法上尽快建立健全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制度,是保护受害人的赔偿权得以优先实现的一种最佳方法。同时,确立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是人权保障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     

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的构建

近些年,我国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研究大规模侵权理论,特别是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大规模侵权损害的救济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模式,即以政府服务为主导,综合运用以侵权人赔偿为基础、责任保险为主力、救济基金为保障的多位一体救济模式,用多元化的思维和举措保障受害人获得救济,从而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国家救助的学理基础及制度规范

在现行刑事法律未将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纳入调整范畴的前提下,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对其经济和精神损失进行救助,从而真正维护被害人的宪法权利。将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纳入国家救助体系的理论基础有国家本质论、人权保障论和刑罚功能论;救助过程必须坚持及时性、补充性、法定性和合理性原则,要以必要性为判断标准确定刑事被害人是否需要国家救助;救助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于因暴力犯罪引起的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侵害;救助的程序分为启动程序、审查程序和执行程序;国家救助应当选择以精神救助为主,以金钱救助为辅,综合被害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救助的方式。     

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认定与责任分配研究

目前国内立法中并没有关于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与责任分配原则的规定,究其根源是《民法典》沿袭了《侵权责任法》的做法,未设置独立的因果关系条款.不仅如此,现行立法在坚持医方过错责任的同时,未对患方采取适当的举证责任缓和举措,这无疑让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医疗损害因果关系证明更加雪上加霜.可以说,现行立法对于患者的诉讼利益不够友好,这也无助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因此,《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应当从建立因果关系独立条款入手,明确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与责任分配原则,对患方适用举证责任缓和,切实保障患方在医疗损害侵权诉讼中的合法权益.     

浅谈医方的说明义务

"我谨在医神阿波罗、阿斯克来皮斯,健康之神海基雅,痊愈之神巴拿西以及男女诸神之前宣誓:……我决尽我之所能与判断为病人利益着想而救助之;永不存一切邪恶之念.……凡我进入任何人之房舍,皆为病人之利益……凡我执业或社交,所见所闻,无论与我之医业有无关系,凡不应宣泄者,我当永守秘密.……倘我食言背誓,则甘受一切责罚."①这是所有执业医师都耳熟能详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边际成本:劳动力供给曲线的重新解释

在目前劳动经济理论中,人们企图运用边际效用理论,把闲暇作为消费品,在闲暇一物品两种消费品中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来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本文认为边际效用理论并不能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它只能据以推导劳动（时间）供给曲线。劳动力是生产出来的,其生产是要花费成本的。边际成本理论能合理解释劳动力供给曲线。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可获得实证支持。     

三元边际、STRI指数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检验——兼顾“一带一路”与发达经济体样本数据

运用18个样本国被分解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数据,度量各国服务贸易在三类边际下的实际开放度;同时在不同行业和政策STRI及服务业FDI限制指数的基础上,比较中国同17个国家服务贸易在政策层面的开放情况。研究发现:中国服务贸易不论是在政策还是在真实开放度上,当前都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且真实开放度呈现出以数量边际为主导的特点,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服务贸易未来的进步。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提高服务"产品"的技术水准并鼓励新型服务贸易的发展,加强服务业国际合作与交流,利用对外开放平台助力服务贸易发展。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环境损害责任与全球环境法的兴起

全球环境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环境法律移植和创新的深入发展而得以产生和演进的,其中,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堪为缩影和写照。在国内法层面,为了克服污染受害者起诉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性障碍,一些国家采取了放宽因果关系证明要求和转移举证责任等多种因应措施。然而,在国际层面,对于针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诉讼,美国法院往往以不方便美国法院原则、适用《外国人侵权法》在美国起诉须以被告违反国际法为条件、非居民外国人不具备审慎起诉资格等为由而拒不受理,致使环境受害者在美国的诉讼阻力重重。作为应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典型的立法对策是,规定一旦案件在国外起诉,国内法院便自动丧失管辖权;在原告所在国起诉的,允许以被告所在国的法律来计算污染损害赔偿额,等等。因而,一国对外国原告提起的环境诉讼的接受和承认外国判决之互惠条件准则的出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跨国环境私人诉讼将不断推动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的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也将成为全球环境法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