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赔偿确认程序之质疑

确认是获得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较之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中确认程序由于法律规定的简陋、粗糙，现行的确认程序中存在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作为前置程序阻碍赔偿请求人踏入国家赔偿的“门槛”，先行处理程序、决定程序可以解决专门确认程序要解决的问题。《国家赔偿法》在修改时应当取消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违法必须前置的规定。     

送达程序的风险防范

笔者对某市近几年来用人单位因处分处理职工败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进行了分析,发现败诉的原因除了对职工的违纪事实认定不够清楚,证据不确凿以及适用法律法规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存在因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能提供有效的送达回证,得不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支持而败诉。因此,笔者试举几例进行分析,为用人单位在适用送达程序时提供借鉴。     

《劳动合同法》贯彻中的问题值得重视

《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以来：三台县86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3％以上．县劳动保障局依法受理职工举报投诉148起．向34户用人单位发出整改指令．处理劳动争议案件79件．为职工追回工资等经济损失93．1万元，为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情况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既有对法律误解误读而产生的认识问题．也有事关发展、事关民生的一些政策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重视。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

中共党史研究中不遵守学术规范,不作一学术史的叙述,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不注明参考资料,重复劳动,甚至抄袭、篡改史料等违法现象严重存在。这些现象必须尽快杜绝。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学术批评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要加大力度。     

浅论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

家事诉讼制度是指家事案件的司法解决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诉讼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家事诉讼制度也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本文以价值分析的视角,拟从拒证权及家事诉讼的设立价值入手,对在家事诉讼中不适用拒证权进行论述。     

劳动者的“保护神”——记三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三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自2003年4月成立以来，检查用工单位325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152起，立案调查违法违规案件35件，处罚款7．5万元；协助社会保险扩面110余户。涉及职工9161人，协助征收社会保险费3182万元；追回拖欠劳动工资和其他经济损失31万元。有效规范了全县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有力推进了三台县的劳动保障工作。     

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之回归

归责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类型化的根据,具有统领侵权行为法其他规范的作用。国家公权力侵权行为,虽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但仍属侵权行为法总的归责原则之统辖范围。因此,“违法责任归责原则”的提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有必要回归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正确表述上来。这种回归不仅仅是法律术语规范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导我们把国家赔偿法的研究重心放在公权行为的违法特性方面。     

环境修复诉求案件诉讼费的认定及承担

江苏常州“毒土地”案又被称作“天价诉讼费案”,两级法院对原告环境修复诉求性质的不同认定,致使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的计算和收取结果出现巨大反差,这对研究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修复诉求性质的界定、证成和诉讼费用的承担机理非常典型。案件诉讼费的调控、引导、教育、衡平功能表达是司法资源优化、价值引领、行为规制和成本追溯的产物,合理的诉讼费用负担原则更是发挥着正诉激励、滥诉预防和行为矫正作用,对促进环保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环保公益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成本投入高、收益低、责任风险大,若用普通民事诉讼规则来调整和规制,激励性远远不够。基于此,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成本分摊制度设计便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案二审法院将环境修复诉求认定为非财产性案件且属优先诉求并据此计算案件受理费,将承担修复费用认定为优先诉求不能实现时的备位诉求,且在同意原告缓交诉讼费的前提下,判决由败诉被告承担原告一方的律师费、差旅费、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用环境司法实践有效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司法中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但立法等层面仍有不足需要完善。     

民事诉讼程序弹性论

我国民事诉讼的部分制度过于僵化,不利于当事人程序选择和程序救济的实现,也妨碍了法官行使诉讼指挥权。民事诉讼程序弹性包括程序步骤的灵活性、审理方式的灵活性和审理时限的灵活性等三个方面。在尊重程序安定的基础上保持诉讼程序适度弹性是立法技术的需要,也是弥补审判程序内在局限以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辩证统一的需要。增强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弹性应当强化法官案件管理,促进案件适时审理;完善程序选择权和诉讼契约,保障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灵活实施诉讼行为;健全诉讼程序的类型化,促进了程序的多元化和灵活性。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