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的主题是八句话,其中第一句话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八句话中,它是管总的,在整个报告中也是管总的,它是十七大精神的灵魂。在新世纪新阶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制造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制造业 ,特别在沿海地区包括江苏、苏南和南京 ,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是 ,不能认为形成了“世界工厂” ,而尚在中途。应当发挥各地区和城市的优势 ,克服存在的种种弱点 ,选择恰当的目标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有一系列的对策 ,处理好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竞争与合作、政府与市场等的关系 ,使传统制造业进化为现代制造业。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新时代人权话语体系与中国道路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话语的形成,蕴含回应性基调、特殊性言说和中国道路底色等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围绕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阐发,蕴含首要人权与最大人权的辩证统一、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辩证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依法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观,将人权话语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基于人权发展讨论中国道路的完善,需要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化人权发展与中国道路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人权发展注入更为丰富的实质性内容,彰显中国道路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的实践辩证法及其开源意义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一百年奋斗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它的出场能够为中国奇迹的“溢出效应”提供“原因解释”,而“中国道路”的成功本身亦需要科学“解释”。从其本质层面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其自身的基础性逻辑,即坚持了实践辩证法。中国道路充分体现了实践活动中“被动―自发―自为”“知行合一”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既是中国道路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理解和解读中国道路的基本视角。     

西部更应该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

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人认为，西部的城市化应该走小城镇道路，但由于西部缺乏经济增长极，经济资源有限，以及生态承载能力弱等原因，因而西部更应选择集中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产业集群凸显经济崛起的强大张力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是增强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性措施.长期以来,我国考虑工业化问题往往集中在国家一级的政策和产业层面上,对正在兴起的产业集群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培育产业集群,促进健康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国家竞争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重要政策措施.     

现代化普适性原则与多样化道路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

现代化的普适性原则是现代化内在发展逻辑和具有普遍意义之规律的理论抽象。现代化的普适性原则对各国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导作用。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殊途同归。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样化道路不断地丰富着现代化的经验并服务于人类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而作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发生了思想上的变化,形成了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于1915-1916年;第二个节点发生于1917-1920年;第三个节点发生于1924年。在第二个节点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化,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构想;在第三个节点上,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经历了由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化,进而发展出中国道路的完备的理论形态——实践唯物论。这三个节点的变化表明,中国道路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从而也表明,新文化运动不仅包含了近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观念,同时也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还有贯穿于其中的哲学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坚持矛盾特殊性的复杂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品格和理性精神。     

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著成就,于整个20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1949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