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提供模式及政府管制的效率比较

随着技术水平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力量不断进入到公共物品的提供领域,然而由于公共物品对于社会公平、公正带来的重要影响,政府会对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时进行有效管制,而最主要的管制模式就是进行价格管理。文章利用Wickstro¨m(2001)的模型,分析了政府在对市场提供公共物品进行管制时的效率问题,指出在成本信息不对称时政府管制的效率可能很低,反而给社会福利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同时企业利润也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财力资源的配置和优化

农村教育财力资源是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正常进行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条件。通过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财力资源供给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了一些可丰富和优化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财力资源的可行之路。     

复杂闭锁关系系统的实现

提出了1种程序设计方案，适用于参数多、闭锁关系复杂型系统。     

中国股票市场效率的实证研究

处于二元转型期的中国股票市场,功能定位不完全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行政导向性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市 场仍处于非弱效率状态。利用1999-2000年中国股票市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自相关系数检验和游程检验.证实了中国 股票市场非弱有效性的判断。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组织效率解说

西部地区产业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具有明显的资源和成本优势,但是地区产业资本收益率却存在明显的东西递减的现象。这种“悖象”表明各地区产业组织状况决定的组织效率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提高产业组织效率,使潜在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产业利润,才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自主持续增长。     

中国愿景:“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

经济增长的"黑洞",是一种吸噬力无穷大的奇异现象。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在快速增长,成就瞩目;另一方面这个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断裂的威胁,正是来自这增长自身的力量。探究经济增长"黑洞"的成因,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上,侧重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实际关系。并认为:"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就是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隐含着吸噬其他对象发展能量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形成"黑洞"的主因。抑制"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破解增长的"黑洞",惟有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公平。发达国家的事实表明,"效率"与"公平"并非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单纯追求公平的资源配置,谈不上"效率优先",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此低效率的"公平"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控制的下线;而突破公平与正义的"效率优先",必然产生"黑洞"效应,最终可能导致走向增长的反面,如此高效率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警惕的上线。基于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落实"效率优先"与体现"社会公正"之间形成最佳取值范围,这个取值范围也就是最佳值。"效率"与"公平"的下线与上线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理论上推想可以建立一个数理模式,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最佳取值的参照。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效率分析

土地使用权流转在农村土地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土地流转是资源的有效流动，它实现了土地的优化配置，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实践证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是土地使用权强度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应进一步持续下去。     

试述会计电算化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 ,会计电算化在会计工作中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大作用。首先提高了会计核算的质量和效率 ,促进了会计工作的规范性 ,增强了提供信息的能力 ;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 ,实现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共享 ;其次 ,促进了会计理论的发展 ,计算机网络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出现 ,使得会计信息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这就需要国家对信息的保密与披露、管理与使用制定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对有关的管理制度进行规范 ;最后为广泛应用数学开辟了广泛前景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对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与监管创新的思考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课题。但从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实际情况来看 ,金融监管还处于一种低效率的状态 ,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面对加入WTO、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形势 ,要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 ,增强管理风险的能力 ,就必须从完善金融监管的基础和监管创新两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