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算法设计——一种风险分配立场

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算法架构,是涉及法律与道德、正义与情理等法哲学的基本命题。在现有模式中,功利主义与普遍的道德直觉相背离,义务论又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基于调和论立场所形成的风险分配模式,旨在用不确定性算法代替确定性算法,在理论上徘徊于两种极端之间,且具有超越两者的显著优势。具体而言,应当以价值等级序列为支点,以风险分配均等化为核心。诚然,算法设计的本质是在决定如何分配风险,当特定群体所承受的特定风险超越极限时,便需要根据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调整各因素的权重。或许,这就是算法设计中风险分配的终点与宿命。只有通过不断修正,才能逼近特定时间段内可能存在的“正解”。     

电子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真实性问题——基于外观主义的分析

诉讼参与人的真实性问题是电子诉讼发展过程中的"源头性"问题。电子诉讼背景下,外观主义的程序法准入,既有域外立法经验可资借鉴,也同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理念、"诚实信用原则"和电子诉讼特点相契合,在解决诉讼参与人真实性问题上不仅可行而且必要。电子诉讼中的外观主义适用,实际上是"表见代理"制度的诉讼法渗透。这一渗透过程因为人民法院"公权力"的介入而呈现出"严格性"的特点。     

统账结合模式下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渐进式路径选择--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前提,描述和分析了浙江省社会保险费征管和运行的实践,提出和阐述了“渐进费改税论”,并就“社会保险费如何向社会保险税过渡”和“何时将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两个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市场经济中的公平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经济迅速发展同时,社会公平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成为当今社会极富现实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公平原则、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及价值取向,并进一步探讨了维护社会公平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下,经过改革开放,我国已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但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和政策体系也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正常发展。本文主要就这一现状和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党的十八大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背景、创新及政策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背景是：经济效益日益提高,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格局不舍理、收入分配秩序紊乱。党的十八大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使“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促进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针对这些新要求,笔者的政策建议是：大幅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推动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税收体制改革;规范国有企业和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社会保障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财政收入发挥其公益本质职能。     

关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分析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一种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由两个要素组成。第一个要素是：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等于生产要素的贡献。第二个要素是：全部产品形成的收入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恰好分配完毕,没有剩余。由此,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剥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围绕着其能否成立,经济学界开展了激烈的争论。本文首先介绍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两个要素的论证过程,然后进行分析并介绍各种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渠道成员退出和呼吁：感知公平与长期导向的作用

在关系营销范式下,营销渠道关系研究较少关注关系的结束。将渠道公平和长期导向纳入对渠道关系问题反应行为的研究框架中,考察感知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渠道成员关系退出和呼吁行为的影响以及长期导向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供应商及其与经销商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获得144个经销商样本的调查数据,应用SPSS 17软件和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导向在感知分配公平与退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呼吁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渠道成员感知的分配公平对其退出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感知程序公平对退出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呼吁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给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房地产税款模型确定研究——基于量能课税的视角

我国房地产税目前实行的是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管理模式,使得该领域呈现“重流转,轻保有”的现象,房地产税征收不力将无法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并在房地产税改制过程中产生了课税对象不明晰、课税依据不明确、税制性重复征税等诸多问题。我国房地产税应当以土地和房屋为课税对象,并在立法中引入量能课税,保证税收横向公平,进一步规范房地产行业发展、调整二次分配。我国应当以量能课税原则为指导,重构房地产税税款确定模型,综合考量应税房地产本身所能产生的收益以及纳税人的实际税负能力,确定以房地产使用收益与增值收益为计税依据、房地产当期评估价值乘以税率为具体计算方法,并对税率、纳税人与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作出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