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业的“长期主义”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期间,我国保险行业将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数字保险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引入,保险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越来越成为保险业破局的关键,特别是新冠疫情常态化进一步凸显了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保险业监管层面而言,2020 年以来,银保监会先后下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等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加强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化已成为保险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公路工程承保风险的分析

在公路工程承包中，风险和利润是并存的，承包商在投标和经营的过程中，善于分析风险因素，正确风险大小，认真研究风险防范措施，把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关于举办“‘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的启事

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迈入"十四五"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也将面临着更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严峻的风险挑战。鉴于此,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管理世界杂志社支持的"‘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讨会"定于2020年6月在南开大学召开,旨在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发展,深化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防控

我国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承担着有效化解长期粗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以及保证经济提质增效稳定发展的双重任务。但从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看,因受众多因素制约,老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如发展速度下滑较快、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稳、城镇化盲目扩张形成多种矛盾等。这对新常态时期"发展与调整"双重任务的实施,既形成制约,又带来新的风险。对此,需要采取诸如夯实推动发展的动力基础、打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继续加大对"短板"的扶持力度、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平台等措施,着力防控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