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的叙述与描写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中,《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的叙述艺术别具一格,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就其叙述方式说,横断面写法、围绕主题选择时间切点、张弛有致的节奏、悬念丛生的结局,显示了海明威构思的精巧。就其描写方式说,神态描写、语言描写,特别是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显示了海明威描写的传神。这些精巧的构思与传神的描写构成了小说的结构艺术特色。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农村

以安徽省当涂县为例,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说明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形成农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60%以上的社会中,形成现代社会结构的重心在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因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     

晚清民初上海苏籍报人职业生存状态考察

近代江苏地区尤其是上海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众多江苏籍士子投身其中,成为职业报人。晚清以降,由于社会舆论和正统知识分子对西学和以此为业者的排斥,以及报人的仅为谋食的入职动机,对偏离“正途”的愧感,近代苏籍报人的社会和自我职业认同度较低。与他地报人相较,上海的苏籍报人职业收入相对较高。但受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晚近社会新兴的羡商心理的诱惑,报人频繁转换职业,缺乏稳定性。     

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礼俗的影响及启示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不仅对帝制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制度、士习民风、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还对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功能的社会礼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体现在：礼俗内容纳入科考范围,使得社会礼俗得到广泛宣传与普及;遵循能力本位,促使礼制下移;造就数目庞大的士绅阶层,担当传统礼俗的实践者与传播者;衍生出了众多富有科举色彩的传统礼俗。     

现代语言学视野下的"所"和"所VP"结构——论《马氏文通》开启的"所"字现代语法学研究历程

"所"是高频虚词,"所VP"结构是汉语句子格式的一个大类.出现于《周易》、《尚书》、《诗经》和殷周金文,沿用至现代汉语,展示了汉民族对由动作发出的有关指称概念.历史上对它的研究,见仁见智.《马氏文通》的问世,使研究走向现代语言学研究并经历三次大的争论,每一次争论都推动了人们对"所"字词性,"所VP"性质、范围、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的认识.由"所VP"研究引出的"自指"、"转指"、"句法成分提取"、"空位"、"向"(又称"价")等理论,具有现代语法学理论的普遍意义."所"源于"所VP"结构."所VP"结构分为两类,一为"所VP"短语,一为"所VP"词."所VP"词中,"所"为名词化词缀语素;"所VP"短语中,"所"是名词化标记语素.     

“行动-媒介-结构”：一种媒介社会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

Web30以降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全领域的现实,促逼学界对媒介社会的研究进路进行重新思考。将媒介社会学界定为于行动与结构互动框架下,考察媒介在社会生活各层面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影响的一门交叉学科,在此定位基础上,回顾媒介社会学国内外学术史的演进和典型研究路径特征,主张从“行动-媒介-结构”视角全面建构和重新梳理媒介社会学的议题、理论、方法,并对这一路径的适当性、可行性及与当下涌现的其他路径的关系进行分析思考。     

戴维·赫尔曼论“意向性”

在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意向主义思想基础上,戴维·赫尔曼进一步思考有关意向性问题,强调在叙事交流过程中采取意向立场的重要性。为了建构意向性理论,赫尔曼提出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从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维度审视叙事与意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方面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即“故事的世界化”;另一方面意向系统根植于故事中,即“世界的故事化”。此外,他还探讨叙事语境中的意向性,指出意向性存在于人类的会知结构中。赫尔曼对意向性问题的论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逻辑缜密,不仅充实了叙事理论的内涵,也为跨学科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思想史视野中的质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构建为例

本文尝试从思想史视角反思质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结构视角遮蔽的研究过程,从而探讨一种直面内心的反思性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思想史视角强调回到文本去阐释书写者赋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本文以“推论”“充分必要性”与“意义”等三种方法论立场中的方法意涵构建过程为例展现这样的思想过程：方法论如何引导了对特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当方法论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书写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论立场中发展对质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卫方法论的合理性;书写者如何在强调与其他立场的区分中发展对方法的理解。本文由此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巨大意涵和实践差异。一种围绕“意涵”展开的方法知识系统将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思想史视角为反思性的质性方法知识构建提供了可以付诸实践的路径。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