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社会化媒体中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动力研究——以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为例

社会化媒体以其独特的信息交互方式,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演化过程中,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搜索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息、交换意见以及表达情绪的重要交流平台.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从行动者的个体层面研究用户的行为动机及表现特性,从信息层面探究集体意见集合的发生过程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后的连锁反映充分证明有效运用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基层党组织在突发事件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实践与思考——以青海省湟源县“7·6”特大洪灾为例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本文以青海省湟源县2010年"7·6"特大洪灾为例,就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了分析。     

精神密码 从应对疫情看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前不久,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的比利时医学专家马克·范·兰斯特认为,中国采取的延长假期、居家隔离、集中救治等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有一些措施对控制疫情非常有帮助,但是需要强大的执行力,这一点只有在中国能实现。兰斯特的上述研判,是对中国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充分肯定。关于为什么只有在中国能实现的疑问,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马丁·雅克指出: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强大的合法性。     

大数据时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新机遇与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与思维实现应急管理体系的变革发展,是当前我国应急管理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现状与大数据相关内容的介绍为基础,整合了大数据在四大类突发事件预警、处置及救援中的作用,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面临的诸多挑战。     

伍皓探路“网络执政”

沉默是金,是千百年来官场总结出来的不二法宝,但我曾天真地放言,面对网络时代,沉默是‘祸根’。现在看来,官民沟通的新路还是很艰难。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群体性突发事件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稳定和实现现代化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但是研究主要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概述和总结分析上,缺少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揭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规律和发展特征。本文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了地方政府部门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如果社会弱势群体的情绪和行动尚未激化,至多停留在集体上访或集会等体制内平和的诉求手段,机会主义的地方政府将采取高压强硬策略;此时博弈均衡结果是(妥协或平和诉求,强硬);(2)一旦弱势群体中出现少数分子采取了"打砸抢"等暴力抗争的行动,由于机会主义政府转而做出较大让步,从而诱导其他弱势成员相继采取暴力抗争行动,事态反而进一步呈现扩大趋势。因此,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延误事件处置的最佳时机,而且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扩大化。最后结合数值分析和瓮安事件案例,剖析了地方政府部门采取的机会主义应急处置措施,以及本文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     

突发事件对零售企业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社会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给零售企业的经营实践带来极大挑战.本文以2008年的社会性突发事件为例,以北京某百货商场的287名会员顾客作为样本群体,深入研究突发事件对零售企业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通过研究工作总结出了研究突发事件的一般框架,并发现不同突发事件对零售企业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在时效、对象和内容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最后讨论了研究结论对零售企业管理实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