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四化”同步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利用安徽省1987-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手段,考察“四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四化”的进程,同时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反过来又活跃和发展了金融市场。但是,安徽省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冲击在短期内对工业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农业现代化的负向影响最大;金融冲击在中期阶段对信息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最为深远。     

片言碎语

餐饮业的增速由2012年的8.8％下降至2013年的3.8％,降幅最大;住宿业则由2012年4.9％的增加值下降至2013年的3.8％.另外,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印刷业、娱乐业也都受到各项禁令的直接影响.     

王阳明对科举之态度及其意义探讨——以《重刊文章轨范序》疏解为中心

王阳明通过《重刊文章轨范序》婉转批评了儒家知识分子对举业一贯的批判态度。举业犹如其他现实事务一样,都属于"事上磨练"之"事"之范围,举业与圣贤之学并不矛盾。只有通过端正应试者的动机和目的,才能救治举业所带来的问题。科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本身具有合理性,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否定潜藏着否定秩序本身的危险。阳明对待科举制的态度,所折射的正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深具政治哲学的色彩。     

当心“换代式”失业

新一代手机"3G"手机的牌照在我国还未发放,但是国际上多家手机业巨头如爱立信、摩托罗拉、松下、朗讯、西门子等跨国公司早已在我国拉开了3G人才争夺战.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GSM手机生产商已开始裁员,为3G手机人才腾窝,如日本松下就发布信息,压缩GSM手机生产量,裁员1400人.实际上,不只是手机行业,其他各个行业也都在不断地进行产品更新换代,"换代式"下岗、"换代式"失业随时都会降临到每一个职场人士的头上.     

才市风向

北京：明年新增14项人事考试；国内：网络人才告急；浙江：IT业人才需求量最大；西安：中高级技能人才需求大。     

“猎头”的故事

“猎头不是挖墙角,而是对社会人力资源最合理的配置!" 北京赛思卓越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是国家一个正局级事业单位——某系统工程研究所于1993年创办的从事人才管理和培训的公司。从1997年初,一个偶然机会,公司开始涉足猎头业务,从此便把业务主体转移到这个极有市场潜力的方向上来。直至今天,赛思公司在北京的猎头公司中名声很响,是数一数二的行业“大哥大”级公司。 黄剑就是赛思公司的总经理。 1988年,身为副研究员的黄剑加盟赛思公司,出任公司总经理。事实上,这     

农户兼业化过程中的"兼业效应"、"收入效应"

对1995～1999年农户结构变化的考察、对第一次农业普查各地区农户结构的χ2 检验以及对农户的微观分析表明,我国的农户结构演变很可能走出一条农户兼业化的道路。简单的相关分析表明,兼业能够给农户带来比单纯务农更高的家庭收入,农户兼业化程度与农民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利用第一次农业普查分省数据估计的联立方程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化对农户的农业投资而言兼有“兼业效应”与“收入效应”,而且前者之弊大于后者之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规避“兼业效应”主要是要解决农户兼业带来的土地流转滞缓问题。     

浅谈保险中介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未来几年保险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产品多元化和金融产品的相互融合将成为保险市场的主要特点。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相对缓慢。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产业结构失衡。我国目前保险个人代理,保险兼业代理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专业化的保险代理公司、经纪公司、公估公司数量却非常有限,发展也举步维艰。专业化的保险中介机构不足,使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处在低水平、低层次的发展水平,影响保险中介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二)兼业代理违规行为突出。兼业代理机构网点分散,其主业五花八门,现有的保险中介监管制…     

浅析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国际竞争及对策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入世,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商业银行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冲击。中国商业银行应采取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竞争力、利用金融创新加快混业经营步伐、拓展网上银行业务等对策,以应对外资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挑战、混业经营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以及网络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挑战。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的社会影响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云南矿冶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的长足发展也刺激了清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推动了云南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有利于清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和控制,促成了"云南矿冶文化"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