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第3款确立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但权利客体范围尚未明确。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判断,应结合我国设立可携带权的立法初衷、数据的权属界分、关涉主体的利益平衡等因素综合考量。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具体设置上,应采取普适性规定与弹性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普适性规则下,可从“个人信息定义”“信息主体提供”“禁止损害第三方权益”等方面对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进行多层次限定,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低标准。同时,可由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拟定自治细则,报行业协会和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并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动态调整。     

第三方支付平台垄断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第三方支付平台因其互联网平台经济属性而打破传统金融业垄断格局,但其平台经济属性和封闭生态系统所致的数据垄断等问题亦是市场出现无效竞争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有序竞争对市场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相关市场的良性发展有利于降低和分散社会整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保护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和真正的平台选择权。第三方支付平台市场有效竞争需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相关市场及市场支配地位予以统一认定;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与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协同共治;需要加强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进而重塑动态监管实时到位、基础数据自由流动、信用评级体系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困境突破:基于制度云平台的构想

【目的/意义】搭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云平台,破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面临的制度困境。【设计/方法】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结合时代技术特征,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出搭建一个集设施层、资源层、应用层、反馈交互层、用户层于一体的制度云平台以赋予制度技术理性,实现制度的快速统计、关联分析、冲突排查、衔接分析、智能评估与反馈,使市域范围内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诸多制度构成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互联互通、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共同在市域范围内产生同频共振、实现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相统一。【结论/发现】系统分析了制度云平台搭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口头化"制度、内在动力不足、数据安全风险、智能评估和决策风险等问题与瓶颈,并针对基础设施层、资源层、应用层、反馈交互层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基于数据主权与数据权利的学术期刊数据权保护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据权保护是学术期刊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学术期刊数据权可分为两大类别,即国家所享有的数据主权与数据作者、研究单位、资助单位、学术期刊及网络出版平台等所享有的数据权利。在数据主权方面,我国在中外合作期刊方面存在数据控制风险;在数据权利方面,学术期刊数据的生成与流转存在权属争议和被侵权风险。数据安全问题导致我国学术期刊数据的流转存在障碍。鉴于此,应通过规范数据跨境流通,明确中外合作要点以保护国家之数据主权;通过探索多层级标准化保护规则,完善数据流通中各环节的协议内容与技术保障,保护私主体之数据权利,形成学术期刊数据权的体系化保护。     

如何利用大数据创新档案管理模式和提升服务能力

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已经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中广泛运用.在档案管理的领域方面,传统纸质档案也在逐步地向数字档案进行转换,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数字档案将成为社会中主流的档案形式.大数据作为一种依靠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而产生的新兴科学技术,是当前时代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