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宗教工作

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催生了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特别是1992年我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建立在体制转变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社会转型，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人世界范围内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成为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这种转型，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人格形成的影响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提出的命题。当今社会，大学生自杀、残杀事件时有所闻，究其原因，大部分是由于人格和心理发展不健全造成的。大学生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家庭背景，这种差异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人格上的分歧。当这种分歧碰撞在一起并激化产生矛盾时，难免会有人采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若干思考

对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六点探讨: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和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改革知识分子领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知识分子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促使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朝着自主、有序、良性的方向发展;加大对科研、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资金投入,切实改善这些领域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有针对性地做好非公有制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作。     

中部崛起的科学之路——促进中部崛起的对策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懵懵懂懂。进入二十一世纪似乎清醒了，持续的、整体性的投资失利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集中到股市的制度性缺陷。于是．这个在很多人眼里的不折不扣的逐利者、投机客群体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的命运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在韩国的研究回眸

回眸20世纪中国文学在韩国的研究轨迹,对韩中两国的学术界都有重要意义。20世纪韩国的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研究方向差别不大,中国当代文学及港台文学研究方面较落后,研究对象集中。21世纪的研究倾 向是:韩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更多起来,并脱离中国研究的既定道路,韩中比较文学研究相对活跃。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有赖于职业技能培训

技能构成人力资本中最基础、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存量大，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强农民培训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培养一大批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促使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张文礼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点，而“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亦有了新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思想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六个“一号文件”中。从中央六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三农”思想与政策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性。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而且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本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改革我国现有的制度模式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复杂性。由于我国的三农问题面临内部改革的浪潮以及国际市场形成、全球化、信息化加速等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更加棘手。     

陈健：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

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可各自推荐一名人选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协助秘书长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天人和谐与中国古代环境道德

环境道德是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的道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萌生和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环境道德思想；我国“天人合一”学说认为自然万物之问具有和谐统一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关系的本身就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因而早在古代就已形成朴素生态学和重视生态和谐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环境道德的根本观点和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内容相整合，提高环境意识，以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建21世纪的绿色文明。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罗马共和宪政的衰微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改革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小农破产问题，恢复罗马共和政治制度的根基。但这种充满理想和复旧色彩的主张与日益扩大的罗马国家以及地中海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格拉古兄弟的愿望相反，他们的改革不仅未能恢复小农往昔的地位、巩固共和宪制，在客观上反倒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和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共和宪制内合法斗争形式，以直接的暴力冲突取代了谈判和妥协，标志着罗马共和制度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