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房东老奶奶

去年,儿子驾车,与我一起去了一趟闽北山区,看望我最感恩、最难以忘怀的房东老奶奶。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队的职工家属,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跟随在当时华东六〇八队下属分队工作的爱人四处漂泊,八方安家,辗转赣闽两省多地,在城镇和山村租房住。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一个古玩行家的“鬼市”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京沪两地曾经各有一个古玩市场。在北京，是闻名遐迩的潘家园，而在上海，则是一条长约300米的小路，会稽路，那是民间文物交易的早期雏形。     

儿时记忆中的小酒铺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童年的时光是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度过的。那时我家住在崇文区花市大街的关帝庙街。离我家不远的花市西口有一座崇光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坐落在花市大街的马路北边儿。在它的对面,马路南边有一间小酒铺。这间小酒铺面积不大，也就有二十多平米的样子。里面放了三四张桌子，使本就不大的小酒铺更显狭小。喝酒的客人出来进去的，有时都需要侧着身子。     

他要在,该多好

我的丈夫是在1997年3月去世的。转瞬间,他离开我15年了,我几乎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特别是当我外出,看到成双成对的老年人时,就生出一种羡慕的思绪——他要还在,该多好。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位于长春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算不上积极分子,这自然对我的前途有些影响。1958年9月,我代表单位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大跃进科     

上接“天气” 下接“地气”

晋元地块是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苏河湾地区最大的旧区改造基地，许多棚户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这里居住空间小，每逢台风暴雨就四处漏水。北站街道蒙古居民区治保、调解干部杨根娣阿姨生在这里，嫁在这里，对周围的居民都很熟悉。自去年9月2日闸北区启动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以来，她就下定决心，真心实意为居民做一些实事，盯住动迁这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把力气聚到点上。     

金融危机对江苏经济型酒店的影响研究

经济型酒店概述所谓经济型酒店,通常又称为有限服务酒店,其最大的特点是房价便宜,其服务模式为＂b＆b＂（住宿＋早餐）。其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的美国,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是相当成熟的酒店形式。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型酒店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     

零票：聚焦报告文学与非虚构

四川作协主席阿来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曾经荣获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但在2014年8月举办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审中以零票落选。阿来发表了3500字的声明,对票选结果称：“我抗议!”因《南渡北归》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家岳南在此次鲁奖评选中,也得了零票。岳南称对这一结果也感到困惑,但不会公开回应。面对这种结果,引发了文学界乃至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个中原因,除了评选规则和评奖机制的原因之外,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或许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声势巨大、风行一时。自90年代后,这一题材的影响逐渐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在声势和影响上不敌非虚构,既有本身选题方向变化导致读者的疏远,也有文体本身规范所导致的争议。非虚构杜绝任何形式的虚构,也拒绝想象;而报告文学则允许想象,有人认为,这就为虚构留下了空间,并导致了读者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怀疑。     

退休金失控，导致美国退休制度濒临崩溃

一退休金曾经是美国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公司给予员工的承诺：工作了几十年，你可以指望退休福利。作为眼前较低收入的回报，你得到退休以后未来补偿的承诺。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从20世纪50代到20世纪80年代，拥有退休金计划的工人数量稳步上升——直到1985年。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公司抛弃了退休金计划，违背对员工的承诺，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