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惜生情怀及对非人类生命救助

人类要合理收受自然的“馈赠”及“回报”,首先要有惜生情怀,有善性的姿态,能有机和谐修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条件下与非人类生命同行有机—过程。人本是“善性”存在,理应对非人类的万物生命怀有尊重感和怜悯之情。非人类生物的生命能够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成为关系性的“中介”,呈现文学的一种本有之态。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协同调节,与人的物性肌体相契合,合力作用生命有机体。文学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使生命机体能够有精神导向性。文学叙事的惜生情怀,能够畅叙生命,其关注点不只在人的自体生命,更在明晰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有机交往。非人类生命的生物习性和独有的坚守、韧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及相互间互动、互生机理的适应且遵循,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对此深层认知及体认,不仅能使人类习得对非人类生命救助的技法及策略,更能成为人类自我守持的必选之策。对于文学而言,惜生也好,救助也好,既能解构一种“最后”之境,也能通过朝向未来的伦理叙事明晰当代人如何为子孙后代行伦理善事。     

基于车辆振动响应间接识别桥梁频率的模型试验研究

为证明采用过桥车辆振动信号可以识别桥梁多阶振动频率,搭建了缩尺车桥耦合振动模型进行试验,研究了各类影响因素下采用二轴试验车对桥梁频率的识别效果。首先,介绍了缩尺车桥耦合振动的模型梁和试验车;其次,分析了传感器分别安装于模型梁、试验车底座和试验车顶座的振动信号,并对比这3种振动信号对桥梁频率的识别效果;最后,研究了悬架刚度、车身质量、路面粗糙度和运营车流激励对试验车间接识别桥梁频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试验车底座的振动传感器可以识别得到桥梁前3阶竖向振动频率和前2阶扭转振动频率,与安装于桥梁振动传感器的频谱大致相同,说明该传感器不受车体振动影响;试验车顶座的振动传感器可以准确识别桥梁第一阶竖向振动频率,但是桥梁高阶频率受到车体自身振动频率干扰较难识别。各类影响因素主要影响试验车顶座振动传感器的桥梁频率识别效果,对试验车底座振动传感器的桥梁频率识别效果影响很小,证明了所设计试验车在间接测量桥梁动力特性的优越性。     

共建繁荣家园视域下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的路径探析

共建繁荣家园的核心内涵是追求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共建繁荣家园的提出为中国—东盟科技合作赋予了新内涵、新使命,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是共建繁荣家园在科技领域实践的必要举措。可以紧密结合共建繁荣家园的各项要求,从加强顶层设计、开展差异化科技合作、打造多元化服务体系、搭建立体式金融支持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等方面,探索打造创新理念共鸣、科技成果共享、科技信息共通、创新链条共建、科技人才共育的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     

资本与雇佣劳动：作为社会总体性的生产关系构式——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再思考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改变自身功能构式的有机系统的变化过程,在这一系统运动中,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总体性,这就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历史时期中,决定了整个社会定在和社会运动的物质生产中,总有一种方式发生的“怎样生产”的物质生产构序占据决定性地位,它的社会先验地位和影响超越其他生产活动且规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性质。由此,马克思就不再将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孤立的生产方式,也不将资本看作一个纯粹的生产关系,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探索这一新的生产关系是如何成为复杂社会定在和关系结构中统治性的生产关系。     

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作为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像普照的光,克服任何阻碍它前进的障碍,消灭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一切不能进入商业交换关系的社会定在,使所有社会定在都从属于自己。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打破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开辟了全面占有自然界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世界,也大大地拓展了人的社会存在空间。正是在资本创造的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和对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中,资本自身正在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论法律预期性

预期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法律预期性包含了法律内蕴的满足人们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条件和法律运行中对法律内蕴的预期条件之运用。法律预期性虽然与法律的预测性、期待可能性以及确定或安定性相关,但并不相同。法律的普遍调整性决定了法律时间预期、法律空间预期和法律关系预期。法律的拟制性在本质上是种“拟制预期”,并进而运用拟制的基本方式——类型化技术,对规范、调整和归责在法律上作出类型化处理,来拟制法律预期的内容、技术和后果。日常生活中普罗大众的法律预期,是法律经验预期;例外状态（情形）下法律精英主体的法律预期,是法律逻辑预期。     

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真的有效吗？——基于日本的数据及启示

名义负利率政策是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日本名义负利率政策为研究对象,先引入IS—Phillips模型构建名义负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再运用TVP—SV—VAR模型检验名义负利率政策传导多渠道的效果。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名义负利率对汇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他中间变量产生短期影响;在最终变量上,名义负利率通过信贷对通货膨胀影响显著,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通过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内较显著,但持续时间有限。因此,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与传导渠道的通畅性密切相关,同时需要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论略

:1834———1887年是近代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事业之所以在近代中国产生,与基督教的宗教本质、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国的医疗卫生、生活环境、西方社会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中西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早期教会医疗事业以1860年为界,分为初创时期和初步发展时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早期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