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取用水监测奇异数据挖掘与重构方法

提高工业取用水监测数据质量是目前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奇异值问题已成为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关键短板。本文在解析现阶段工业取用水监测数据奇异值主要类型基础上,以国家水资源管理系统数据库中工业取用水监测数据为样本,利用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模型提取工业取用水监测数据时频变化特征,并利用傅里叶函数对其残差序列进行修正,进而运用相对误差控制方法挖掘监测数据奇异值。在此基础上,采用混沌粒子群优化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重构填补奇异值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小波变换模极大值模型能够较好地提取工业取用水监测数据序列的时频变化特征,但是同时容易导致监测数据的信息损失,利用傅里叶函数对小波变换进行残差修正则可进一步提升取用水监测数据序列的特征提取效果;以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特征序列为基础,通过相对误差控制可实现对监测数据奇异值的高效挖掘;对于挖掘出的奇异值重构填补问题,可选取混沌粒子群优化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其重构精度要优于多项式曲线拟合等传统统计学方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上述工业取用水监测数据奇异值挖掘重构策略为现阶段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技术方法支持。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下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及基本演进规律

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具有鲜明的国情、制度和文化情境特征。过去40年,我国重大工程的伟大成就得益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科学设计,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充分发挥、充分释放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整合综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围绕这一核心思想,本文从"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制度情境出发:(1)剖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理论分析框架;(2)回顾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长周期制度变迁、二元作用机制及演进过程;(3)分析了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形成机制、组织配置和全生命周期过程演化;(4)提出了面向新情境的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创新的4个发展建议。     

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真的有效吗？——基于日本的数据及启示

名义负利率政策是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日本名义负利率政策为研究对象,先引入IS—Phillips模型构建名义负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再运用TVP—SV—VAR模型检验名义负利率政策传导多渠道的效果。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名义负利率对汇率影响不显著,对其他中间变量产生短期影响;在最终变量上,名义负利率通过信贷对通货膨胀影响显著,通过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通过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内较显著,但持续时间有限。因此,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与传导渠道的通畅性密切相关,同时需要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     

中国—拉共体论坛:进展、挑战及优化路径

自2014年成立至今,中拉论坛机制建设日臻完善,引领中拉整体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助力中拉合作从经贸引领到多轮驱动。中拉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是中拉论坛建立和发展的原动力,战略上的相互借重是中拉论坛成形及推进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中拉论坛持续推进注入新动力。然而受到拉美区域一体化水平提升难度大、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多变以及美国对中拉合作干扰和破坏不断加码等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推进论坛建设的制约因素日趋明显。中拉论坛应适应新形势,在不断完善自身机制建设基础上,以第三届部长会议相关成果为行动指南,适时适度调整工作重点,持续推进人文交流、民间交流,切实提升对中拉合作的辐射带动作用。     

西部乡村—城镇转型多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以乡村综合发展度、乡村—城镇变迁度、乡村—城镇协调度为测度标准,构建一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对2001—2010年十年间乡村—城镇转型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层面来看,西部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不断提高,乡村—城镇变迁度不断加快,乡村—城镇协调度不断优化;(2)从省际层面来看,不同省区的乡村—城镇转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具有较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