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s of symmetric stable ARMA and ARMA–GARCH models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propose the modified Hannan–Rissanen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parameters of 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ARMA) process with symmetric stable noise and symmetric stable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 (GARCH) noise. Next, we propose the modifie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method for the estimation of GARCH parameters with symmetric stable noise. Further, we show the efficiency, accuracy and simplicity of our methods with Monte-Carlo simulation. Finally, we apply our proposed methods to model the financial data.     

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经走过十余年历程,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共建国家发展赢得新的机遇。随着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可以反映美国对该倡议的态度,便于中国做出有效应对措施。研究运用语料库文本挖掘方法,选取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中涉及“一带一路”的报道文本,从主题分布、主体建构、搭配词和索引行等维度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话语建构方式。研究发现,十年间美国两大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和中国影响力等多个主题。根据时间变化,报道主题存在三个阶段的差异:初期突出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中期重点报道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近期涉及新冷战等主题。两大媒体通过勾勒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大国关系和中美贸易等内容建构“中国”和“一带一路”形象,对该倡议的认知从早期的中性态度转向中近期的消极态度。基于此,一方面适时开展舆论反击工作是应对美国舆论的关键,向美国媒体传递高质量“一带一路”信息以回击不实言论;另一方面事实胜于雄辩,继续坚持共建“一带一路”是长期发展之要义,展现大国的胸怀与担当,吸纳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推动共建国家合作共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扭曲:诗歌翻译之忌

意象是诗歌的生命,当意象涉及到某种文化的深层意蕴,这个意象就成为文化意象.在诗歌翻译中,对原作的文化意象进行任意取舍或扭曲都是不当的.对原作物象的尊重才是诗歌文化意象翻译的正途.     

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意象解读

山洞是沈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象征。山洞代表 “过去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山洞是死亡之地,亦是再生之地。作家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凸显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及其关系,也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国外主要是通过大量调查,对BI运行的效果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取得了大量资料,获得了很多有用信息,便于明确政府的政策效果,明确BI的价值与意义。其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薄弱和系统研究缺乏。国内有关BI的绩效研究涉及了BI发展的许多问题,范围较宽,得到了许多相关BI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积累,但由于其延用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同样存在经验描述多,理论探索少,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及相关的绩效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青海话中的词缀"头"

青海话中的词缀“头”除了有与汉语普通话词缀“头”相同的特点外,还能够放在动词词根和形容词词根语素的后面,构成一个新的名词,表示某事是否值得做或必要性的主观评价,也可以指对象或状态;这种方式构成的名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存在于具体语境之中。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用法的起源,并与其它方言中的词缀“头”作了对比分析。     

忧郁:侯方域和哈姆雷特二者形象之比较

《桃花扇》和《哈姆雷特》两部剧中的主人公侯方域和哈姆雷特都具有忧郁的性格特征。二者的忧郁既具有不屈的斗争色彩,又具有软弱、动摇的人性弱点。他们斗争意志强烈,内心却又十分脆弱,在突然的变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动摇妥协。二者忧郁的差异首先是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侯方域是入道,而哈姆雷特则是装疯;其次是精神本质的不同,侯方域的忧郁充满历史的破败感和民族的兴亡感,而哈姆雷特的忧郁则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