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刑法解释论的现实抉择、挑战及其应对

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多变性决定了刑法客观解释论是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双重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论存在明显的扩张化趋势,并不断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名义上是以主观性来纠偏过度的客观性,但实则为主观解释论的翻版,并不可取。从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克服刑法滞后性的角度来看,在坚持刑法客观解释论的前提下,为刑法客观解释的扩张化设定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刑法体系解释规则及罪名规范保护目的三大约束要素,从而将其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庄子》"旁礴万物以为一"理念及其文学显现

“旁礴万物以为一”是《庄子》道论的重要理念。旁礴指的是广泛覆盖、兼容并包,它的这种含义从文字构形上可以找到根据,在《庄子》书中一以贯之,并在先秦两汉及后代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旁礴万物以为一”,指的是包容万物,万物一体。《庄子》一书在表现这种理念时,塑造了藐姑射神人、北海若和大公调三个崇高形象,创造出广远、至德、死亡三种雄奇、瑰怪的艺术境界和场面,凸显了这一理念的理性因素和审美意蕴,从而也使哲学理念文学化、艺术化。     

中国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兼论我国行政法院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据及构想

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行政诉讼法研究进入了它的3.0时代。行政诉讼法研究面对不同层次的课题：来自行政诉讼实践的众多法律适用问题亟需解释和澄清,一些基本制度有待长期、深入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的实践图景有待实证研究予以揭示。行政诉讼法研究也应更加注重方法：案例研究、原理阐释和比较法研究应当更加专业,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大有可为,实证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将成趋势。行政诉讼研究多元化的同时,也呼唤研究的规范化。

     

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的适要性与基准——以西门子诉黄金置地案为切入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水浒传》的哲学诠释学解读

《水浒传》主题思想诠释史就是文学意义“此在性”的解读史,它体现了诠释的本体论特点,也反映了在文学领域中传统认识论基础上的解读方法即对于作者原意的探求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主体-客体二分”的解读是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拙劣模仿,它忽视了读者的“前理解”与文本意义生成的同一性。当然,哲学诠释学的解读也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在对文学作品的诠释过程中要注意诠释的整体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     

翻译理解的哲学解释学阐释

成见、效果历史、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三大原则。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成见的限度、理解不可还原对象、理解不可穷尽对象等问题,可以从哲学解释学的原则与范式中找到解答方法。这样,可以促进翻译活动的动态操作性,并解释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