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解说：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随着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日益依赖,旅游解说作为旅游地的一种以信息传播为手段的有效管理方式,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为了实证旅游解说的生态效用,研究选取10项主要指标在雁南飞茶田景区进行游客满意度抽样调查,然后利用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游客对旅游解说生态效用的总体满意度较高,旅游解说以其受众广泛、媒介多样、内容丰富、情境生动的优势和特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公众参与的机会和信息传播的媒介,也成为打造知识展示的窗口和创造生态教育的情境。     

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

法律行为解释是将法律行为的意思明确化的活动,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确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许多国家直接决定着有关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能否上诉、上诉审法院的管辖及上诉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解释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形成的阶段,而形成小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金融社会学的中国传统——对费孝通农村金融研究的阐释与重构

费孝通的很多著作被视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典,而得到了学界充分的研究,但是他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成果,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其相关著作的阐释与重构,将他的理论视角概括为“综合嵌入观”。费孝通的很多研究具有金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以对今天的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他的一些具体结论可能已经过时,但是他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却仍是今天金融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学术资源。     

论“嫦娥”的文学阐释及意义生成

神话是一个可以被重复演绎的隐喻世界。嫦娥奔月是内涵丰富的远古神话之一,几后世文人把＂嫦娥＂作为寂寞之思的美丽载体和诗意生存的极致象征,亦在她身上肇启出关于现实生存和女性情感的思考与批评。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     

《石仓契约》俗字释读疏漏补正

文章对《石仓契约》中俗字释读疏漏进行了考释与补正。“//”均当为“背”的俗字,而非“堦”或“嘴”字;“”当为“此”的俗字,而非“尖”字;“”当为“短”的俗字,而非“缺”字;“”当为“尖”的俗字,而非“炎”字;“二小二勿”被误释为“二小二不小”,实为“二丝二忽”;“统纳”被误作“统纳”,实为“充纳”,“搭”被误作“榀搭”,实为“品搭”,其中“充”“品”分别受“纳”“搭”类化而作“统”“”。     

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困境及其消解

在主客二分的认识图式下,法律解释的目标是追求具有客观实存性的立法者意图或者文本意图,然而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难以摆脱其在认识论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悖论.对法律解释的认识论目标进行哲学检讨,可以得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犯了真理符合论的谬误,因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真理错误的预设导致了认识论目标的谬误.所以,必须对法律解释的目标重新检讨,将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有效性区分开来,而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是通过融贯性和共识性共同保障的.     

《琵琶记》意义新探--兼谈悲剧的形而上特质

现代有关<琵琶记>意义的诠释,包括当前主要的"伦理矛盾说"和"性格缺陷说",皆未出"五四"以来现代话语结构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国民性批判否定的层面.而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重要悲剧思想,无不强调悲剧的形而上特质,其中包括终极性认识和终极性超越两个方面.作为经典悲剧作品,<琵琶记>具有较之以往理解更为普遍的深层诠释空间,其间所表现的父子之间"孝"与"孝",君臣之间"孝"与"忠"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展示了理想价值体系在具体时空当中的分割、对立和冲突,体现了有限中的人对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个更深层次的诠释,不仅丰富了<琵琶记>的意义,而且能够加深对悲剧本质的认识.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