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

在审视现有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新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全世界3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补充性分析。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一个国家的妇幼医疗保障水平对该国生育率的变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女性受众与传媒中的“女性形象”

着眼于女性受众的权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本着媒介的社会责任和自律原则,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应该从片面走向完整,从矫情走向平实.媒介在赢利至上的市场规则下,也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人文情怀.     

试论独生女家庭环境对促进女性成长的积极影响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人口政策,除了产生直接的人口后果外,还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独生女"家庭内部平等意识的增长、家庭性别教育的转向,对女孩期望的提高以及父女间的频繁互动等,对于培养独生女一代现代性别意识、提高女性素质,促进女性独立、健康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传教士与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是中国女性观变革的重要时期, 西方女性观的传入是这种变革的推动力之一, 而传教士在传播西方女性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女性MBA毕业生职业生涯障碍因素的调查分析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揭示出女性MBA毕业生与男性相比,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确实存在更多的障碍因素,而且不同背景的女性MBA毕业生对职业生涯障碍因素的感受程度不同。文章建议个人、企业和社会客观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的障碍因素。     

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性人物透视“爵士时代”女性价值观

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塑造出3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教养、性格气质迥异却具有依附男人而生活、靠男人的追逐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共同特质的女性人物。这种特质表明了这些女性人物的生活模式以及意识领域中的腐朽寄生性,折射出"爵士时代"的女性心理结构及伦理规范。     

当代中国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之嬗变

当代中国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嬗变,从最初符合时代政治要求的"理想女性"逐渐转变为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女性理想"的追求者,而在社会发展、电视等传播技术普及之后,又逐渐"退化"为符合男性审美期待和心理期望的新一类"理想女性"。这种与社会进步同时出现的女性形象的"反动"值得进一步研究。即便是专门由女性编导为女性观众创作的女性题材电视剧和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流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妥协。而塑造健康而富有时代感的女性形象,必须认识到健全的男性和女性形象都应该兼备"双性"的性格特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安多纳德--凄美的法国文学女性形象

安多纳德是小说的两大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之间的桥梁 ,正是通过她 ,他们两人才相知相遇。安多纳德是这篇小说的心灵世界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安多纳德在小说中刚出场时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形象。在经历了内心决定性的转变与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主宰了她的心灵世界后 ,她那凄美的女性形象方才完整地呈现出来。这种转变是通过爱的净化、苦难的净化与宗教虔诚的净化带来的。安多纳德的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正是这样凄美的爱和虔诚的力量。它由最后的死亡与神秘信仰所带来的净化得到最终完成     

A cohort analysis of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in the U.S. and Japan

Aggregate data of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in U.S. and Japan, classified by period and by age, are decomposed into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using innovative Bayesian cohort models that were developed to overcome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cohort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in both countries, age effects are the largest and period effects are the smallest; in both countries, age effects are roughly consistent with life-cycle movements expected by labor economics, b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arriage and/or childbearing on women?’s labor supply in Japan are much larger than those observed in the U.S.; and in both countries, upward movements of cohort effects during 1930s–1960s were found. However, cohort effects are larger for the U.S. than for Japan. All the cohort results are rou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arriage squeeze hypothesis and the Easterlin hypo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