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选择联邦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上述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具备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条件;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作为缓和民族矛盾的产物,本身存在制度缺陷,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又直接促成了上述国家的解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麻黄综合研究 Ⅰ麻黄史料考证

本文对我国麻黄的名称、植物及其医药研究史料进行考证。同时，把麻黄研究历史分为前后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金时期、明清时期、旧中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     

麻黄综合研究Ⅱ哲里木盟麻黄资源调查

哲里木盟麻黄主要分布于黄土丘陵、沙丘沙地、石质山坡等草原区，总面积４３４５２７公顷，年蕴藏量５９５０万公斤，年生产量４７６５万公斤。对其生活型、群落种类组成、群落类型等进行了研究，并对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提出具体措施。     

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新手段。本文在国内外首次应用D13S317基因座第 11号等位基因频率指标 ,计算了东乡族群体遗传动态数据。结果发现 ,东乡族和回族遗传距离很近 ,且东乡族中具有白种人血缘混杂。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东乡族的起源与元代蒙古军带来的中亚工匠、签军有关 ,亦与当地蒙古族、回族、藏族人群的融合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民族研究提供群体遗传方面的线索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一场新的冷战为期不远 ,所不同的是已经过去的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分野 ,而新的冷战是以文化为界线 ;过去的威胁是苏联 ,现在的威胁则是伊斯兰教—儒教的联盟。他的这个论点 ,国际大部分学者很难苟同。美国哈佛大学另一位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则力主“文明对话论” ,他相信多元文化并存 ,通过对话和理解 ,通过各种文化自身的反省与变革 ,人类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为此 ,几年来他在世界各地组织并参加一些“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带动下 , 2 0 0 2年 8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南京大学在南京召开了“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是一次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的文明对话的学术讨论会。本刊 2 0 0 2年第 4期已选载了这次会议的部分学术论文。在这次会议上杜维明先生发表了题为“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的演讲 ,他视野开阔 ,观点新颖 ,在与会学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认为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非常狭隘的二分法破绽。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地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通过对话,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 体的意愿 ;通过对话 ,大家都具有和平共     

浅析青海汉族的神灵崇拜

神灵崇拜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存在于今天,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在青海东部汉族集居的地区,崇拜神灵这一精神民俗渗透到生产、生活、娱乐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存。青海汉族神灵崇拜虽源于中原文化,但也受地方原始宗教的影响,虽无完整意义上的教义与宗教组织,但神灵崇拜体系比较庞杂,一些祭神活动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就决定了青海汉族神灵崇拜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而神灵崇拜与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     

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纲领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总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根本宗旨是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论赫哲族当代民族文化

本文在分析了赫哲族民族文化现状后指出,经过整合与重构的赫哲族文化具有多元性、现代性、亲合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一种充满现代气息的民族文化。     

唐宋穆斯林史实杂考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对唐宋有关穆斯林史的几段有歧见的史料加以分析,内容涉及唐代的蕃坊、辽与大食的关系、蕃坊中蕃客的宗教信仰、蕃商社会的法律等问题,作者在引证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

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后统治思想及治策的变化。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施治可以看出 ,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十分复杂 ,既有“四等人制”下重点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 ,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土官制度。就云南等南方边疆地区而言 ,蒙元民族统治政策的后一部分积极意义较为明显。因此 ,有必要对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作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