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存分析的边境地区人口外流及影响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计生委2011年对吉林省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非参数及半参数的生存分析模型对外流人口特征、流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分析了人口外流对该地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是外流人口中的主力,且韩国为其主要流入地;民族因素显著的影响个体选择,但性别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尽管外出个体汇款对该地区GDP有一定贡献,但劳动力的严重流失不仅抑制了当地经济长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因此,为了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当地政府在为吸引高端人才、招商引资创造条件的同时,还应采取措施避免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进一步外流,以期促进当地经济持续发展。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对人口素质和经济系统进行协调分析,得出结论2000年与1990年相比,经济系统对人口素质的协调程度下降,人口素质对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稍有改善,人口素质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口素质提高的速度慢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素质有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的趋势。     

Vulnerabilities and risks i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study of risks , different sciences use the same category in different ways, each related to its own ontological assumptions. But many of these fields communicate very little with one another. This article seeks to approximate two of these areas of study that have shown similar concerns and that can mutually strengthen one another, namely, geography and demography. Geography was one of the first disciplines to include risk in its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and has had broad experience in simultaneously focusing on social and natural dynamics. Demography, on the other hand, faces greater difficulties because only recently has it incorporated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into its scientific scope. Both have brought the concept of vulnerability into their conceptual framework as complementary to that of risk. Geographers understand vulnerability as a more symbiotic for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whereas demographers give it a strong socioeconomic component. In this regard, the conceptual discussion on risk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ts attempt at approximating these two fields, is a way of conceptually advanc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mpirical work, especially in population–environment studies which is the common ground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社会支持因素对城市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利用2010年北京市朝阳区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数据,应用Ordinal 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支持对我国城市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情感性支持方面,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存在积极影响;在实质性支持方面,社会保障收入高低、看病是否方便和医疗保障状况也都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存在影响。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客观健康指标也影响到城市老年人的健康自评。     

深度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就业的潜在影响

对我国就业人口现状,2000-2010年城市、城镇、乡村人口就业速度,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口变化及人口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变化的研究表明:若退休年龄不变,2030年我国潜在劳动力将比2010年减少14%;若男女退休年龄分别推迟5年,则2030年潜在劳动力仍将与2010年相当。然而,青年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快,农村尤其明显;2020年以后我国劳动力递减速度快,2040年我国60岁以上、65岁以上和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28%、22%和4%。近20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面临老龄化的严重挑战,老龄化通过劳动力老化、社会保障、生产成本、商品出口、社会消费、货币汇率等途径,对经济持久地产生影响。     

新疆兵团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现状研究——以兵团农八师石河子为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屯垦戍边为职责,集党、政、军、企为一体,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由于兵团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兵团的迁移人口状况、流动人口状况也呈现出了很强的独特性。本文以兵团农八师石河子为样本,对其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     

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区异质性检验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对经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数理模型阐释了高等教育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使用1995年到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扩张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且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为了克服由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本文使用2SLS方法进行了相应处理,结果依旧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制定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西藏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应对：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的分析框架

西藏在2022以后步入老龄化社会,其现有老龄化的进程和速度要比全国平均水平缓慢。在积极老龄化的视阈下,充分发挥地方自治立法的优势,制定专门针对西藏社会老龄人口的地方性规章,完善相关的地方性立法,从而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挑战,构建人人共享、不分年龄的西藏社会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状况研究

本研究通过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调查资料,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展示了男女两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状况与差异,探究了社会保险参保率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程度、缩小两性差距、促进男女公平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的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构建与应用——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主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基本前提,假定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退休年龄为最优平均退休年龄,通过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以陕西省人口数据和养老保险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陕西省最优平均退休年龄。得出结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时,陕西省最优平均退休年龄将会从2010年的58.4岁,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59.6岁,进而提高到2030年的6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