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领导人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探索与贡献

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不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全面客观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崭新探讨;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执政任务、执政本质、执政基础进行了深刻总结。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On Asymptotic Strategy-Proofness of Classical Social Choice Rules

We show that, whe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agents n tends to infinity, all classical social choice rules are asymptotically strategy-proof with the proportion of manipulable profiles being of order O (1/n).     

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

尤根·哈贝马斯的规则观涉及三个理论问题:遵守规则的条件、规则意识的产生和规则正当性的辩护.他把主体间性看作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无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既不能形成"规则意识",也不能从"规则意识"中发展出"原则意识"、分化出"价值意识".离开了主体间性,更无法为规则的正当性提供辩护.哈贝马斯之所以关注规则概念,是因为他关注这样三个实践问题:"区别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何以可能?"、"现代社会中真正自由的人格何以可能?"、"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理性概念来扬弃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把康德关于"无规则即是无理性"的观点和哈贝马斯的"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得出"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理性"的结论.     

江泽民同志从严治党三部曲－－“三严四自”、“三讲”、“三个代表”

“三严四自”是从严治党的前奏 ,“三讲”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 ,“三个代表”是“三讲”的总结 ,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 ,是新时期从严治党的伟大纲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构成了江泽民同志的从严治党三部曲。     

“入世”后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支持

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蔬菜、茶叶、水果、花卉以及部分畜产品出口贸易占一定优势的国家。"入世"后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横向比较的方式,着重论述了"入世"后我国政府应在技术、协会、补贴等方面加大对我国农业扶持力度的重要性。     

为杜诗"熟精《文选》理"进一解

在唐代因科考而重《文选》的普遍风气下,杜甫在其《宗武生日》诗中督责其子研习《文选》,却主要是为了绍述家学和继承传统的目的.对于"熟精《文选》理"的"理"字,其基本内涵应在"使字"和"诗法"两项.前者指向形象意境,后者偏于形式技巧,杜甫以此为研习《文选》着手之处.但抉取其中的精髓,关键还在对于前人遗产必须采取分析的方法和"乐取于人以为善"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基于杜甫所持的文学发展观念,同时也可以从其创作实践得到验证.作为诗歌革新家,杜甫实行"以文为诗"和"援古入律"等措施,都离不开对《文选》的学习和借鉴.据此可知,"熟精《文选》理"实为老杜一生心得之言.其中"熟精"二字,尤堪研味.     

“以德治国”刍议

"以德治国"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确立德法并重的思想,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以德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和定位;"以德治国"要重视官德修养,要借鉴吸收人类德治的文明成果,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加快道德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进程.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探讨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一般认为从礼治开始,经过法治,然后到汉代有了比较成熟的"德主刑辅"这样一个过程。汉代的"德主刑辅"影响是深远的。而事实上,春秋初期的管仲提出并实践的礼法并重,是从礼治到法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更是"德主刑辅"的基本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