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现行商业银行立法的制度缺陷与修改

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必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通过重新检讨商业银行立法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影响分析,就如何修改商业银行法提出了具体设想。     

国家助学贷款中的问题与对策

国家助学贷款是 1999年公布的一项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重要政策 ,但在实施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本文就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提出了由国家、银行、学校、学生及家长各方面通力合作 ,逐步完善我国高校助学贷款制度的对策     

机构设置导致的跨国银行操作风险度量研究

操作风险的准确度量是操作风险有效管理的前提。风险损失包括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对于可示损失采用Delta方法进行度量,对于控制失效或外部事件引起的超额损失,则用EVT方法进行计算,再利用门槛值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较准确地度量分行在经营过程和向总行传递过程中由于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操作风险,从而更合理地为这部分的操作风险分配经济资本。     

VaR方法在银行信用风险防范中的应用

本文讨论了VaR方法在银行配置风险资本中的应用,分别基于贷款价值服从不同分布的情况进行讨论并给出算例.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防范水平低下的今天,先进的风险度量技术对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商业银行介入基金管理问题的思考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工作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这是我国金融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金融功能观的角度解读商业银行介入基金管理业务对商业银行自身的意义,并就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商业银行基金管理公司正是应对银行业自身及基金业发展的挑战。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债务治理与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我国的土地储备制度：纠正市场失灵还是弥补计划缺陷？

从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储备的含义出发,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土地储备制度在于维持市场均衡、弥补市场失灵。但通过对我国土地储备制度背景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建立土地储备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建设用地计划管理目标的实现,我国的土地储备制度不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是为了弥补计划缺陷     

短期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过去10年来,新兴市场频繁爆发货币危机,从1994年的墨西哥Tequila危机,到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危机,尽管每次危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危机前伴有大量的私人资本流入,危机时则迅速逆转。资本流动,尤其以银行为中介的短期资本流动表现出巨大的波动性,其与货币危机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短期资本的比率越大,危机的可能性则越大。因此,如果过度依赖短期资本流动,通常会导致货币危机。     

试论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应对WTO挑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在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的基础上 ,对金融创新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并提出了推进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综合对策。     

Central bank credi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Indones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 credibility in achieving an inflation target and proposes monetary policy rules for Indonesia. Towards that end, we construct and estimate a forward-looking small scale macroeconomic model (SSMM) of the Indonesian economy by adapt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well-known Batini–Haldane model, along with the Taylor policy rul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crucial for the Indonesian central bank to bolster its credibi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a lower inflation rate. The inflation–output volatility trade-off frontier we derived from the SSMM shows that a monetary policy rule that targets both inflation and output gaps will result in less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We also found that the inclusion of the exchange rate into the rule as an additional feedback variable warrants consideration in the future course of monetary policy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