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化消费到生态消费

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将人类推向了一个物质发达的社会。工业技术的革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人类的消费逐渐趋于奢侈和浪费。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的扩大具有盲目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批判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马克思由此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为当代消费群体的各种不当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伴随而来的奢侈消费、享乐消费、符号消费盛行,导致一些错误的消费价值取向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因此,推动异化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型尤为重要。生态消费是促进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适度消费、有限消费、低碳消费、可持续消费和需求性消费,需要政府的“引导力”、企业的“推动力”、社会媒体的“宣传力”、社会公众的“内在动力”等合力而行,共同构建生态消费社会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识别——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1980-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度电力消费数据,采用H-P滤波技术对中国电力消费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轨迹进行刻画,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n）-AR（p）]模型分析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在各区制间的动态转移过程,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区制分布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自2003年明显缩窄,且从2007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向着其收缩期和扩张期跨越。且中国电力消费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年份往往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趋缓的大环境。（3）2014-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向其收缩期转移的迹象明显,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整体上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东部地区经济平稳增长路径下的最优财政收支规模分析

文章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东部地区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收支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和最优化理论对东部地区经济平稳增长路径下的财政收支进行了经验研究。通过MATLAB计算可知,要实现东部地区经济的平稳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03930亿元、108800亿元和272360亿元,最优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为22247亿元和29030亿元。     

房地产消费分期理论初探

房地产消费具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相对应,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匹配的性质,同时房地产相关政策以及国家的消费指导方针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对于城镇居民房地产的消费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研究社会需求的历史,结合房地产消费的基本特点,房地产消费可分为实用性、实用审美性和生态性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初、中、高三个发展过程,各具有鲜明的特征,在进入实用审美性阶段之后,还有流行周期及其紊乱规律在起作用。认识我国房地产的发展水平、国家制定房地产政策、企业发展房地产业、居民房地产消费等,都应该根据房地产的消费分期理论进行。     

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财税政策

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是商品供不应求的简单经济矛盾引起的,而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能暂时起到抑制投资过热、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能解决我国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经济矛盾.治理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不仅需要采取"从紧"控制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需要从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深层矛盾入手,采取"从优"调整结构的财税政策.     

循环经济语境中的资源可持续性消费——以民族地区为例

从民族地区资源消费模式看,大力发展资源循环经济是民族地区实现资源可持续性消费的最佳模式。     

身体缺场的个性化消费研究

通过网络平台,人们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身体缺场的情况下进行消费。与传统线下消费相比,网络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彰显出符合自身特点的个性化趋势。时空分离的缺场空间使得人们在实施某些社会行为时的心理产生了变化,由此,消费内容、消费选择及消费结构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身体缺场的个性化消费存在一些可能影响正常消费秩序的问题,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的网络个性化消费监管办法和信息共享平台,健全有关法律制度体系,并加强相关技术创新。     

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扩展的杜森贝利消费函数,以区域差异的视角对东、中、西部地区1997～2009年的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长短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其政策含义是:应加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人们的不确定性预期,实现居民消费的稳定性和经济健康发展。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