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百年中国蒙学读物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蒙学读物研究,是诠释传统蒙学思想、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充分条件,也是探求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过程和经验启示。20世纪以来,蒙学读物研究在我国获得长足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批判基础上内容重构阶段、视角转换基础上价值重审阶段、回溯基础上现代转化阶段。研究主题历经蒙学读物内容适切性评价与审思、价值追问、流布与现代关联研究的变化;研究方法亦有经验归纳法、文献研究法、诠释学方法的主次变换;逐步构建了研究基本框架。研究成果日渐丰厚,但经过系统梳理、总结发现尚存一定程度的“失语”困境、研究方法层次意识和综合抽象深度不足的忧虑,因此,未来需要重点在推进蒙学读物本真诠释和学术话语连接研究、建构综合且有层次蒙学读物研究方法体系、提升研究者的传统文化涵养和学术研究素养三方面用力。     

俄语修辞学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趋向

综述和分析俄语修辞学由结构到功能、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态势,指出目前俄语修辞学已经渗透于其他相关学科,在整个人文科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党务公开在党的生活中的定位

党务公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工人阶级政党开放性品格的重要体现。推进党务公开是我党对历史方位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提出的新要求,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是坚持和实践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现实路径,是增强党的先进性和活力,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     

《古小说钩沉》中的民间佛教及其史料研究

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主要涉及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历来为文学界所重视,并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史料而被广泛引用。在民间佛教这一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古小说钩沉》为两晋南北朝的民间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古小说钩沉》的民间佛教突出灵验特色,在信仰、仪式、象征体系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民间佛教的定型主要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     

民间话语下的历史审视——评莫言的《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创作中向民间文化和民间资源的一次自觉的撤退和回归。小说通过章回体的运用,进行了一次整体的艺术突围。由此,民间的声音打破了历史的沉默,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之下的历史的另一面得以浮现出来。小说不仅展示了民间的生存状态,而且带来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历史的"黑手高悬",一场场以历史的名义发动的无理性运动骚扰着人们,使得人们在与历史的较量中"生死疲劳"。这样,小说以轮回传说的书写形式,在消解现代性历史强力的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深切怜悯情怀。这或许就是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书写民间历史的真正情怀。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的佚名史籍与卫拉特人的历史记忆

本文通过解读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卫拉特蒙古佚名氏史家撰写的几篇托忒文史籍,探讨当时卫拉特人对汗国灭亡的反思及对清准战争的历史记忆.几位史家的文本反映了"四卫拉特"这一历史框架的稳定性,以及卫拉特人在政治认同方面的一些变化.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千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六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以国家定位、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三者的关系为主线通过梳理和对比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表现在:第一,治理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一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张力。因此其社会转型具有“突变”性。第二,社会发展道路上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的矛盾。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体制的“东方化”和现代化实现路径的“西化”矛盾,二是文化的“西化”与社会结构的“东方化”矛盾,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摇摆不定性特征。第三,在国家定位上存在着帝国意识膨胀与自身实力欠缺的冲突。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源的垄断而导致的形式上的强大缺乏社会后劲的支持,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特征。     

“武陵民族区”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文化研究的反思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东苗、鸭子苗与东家人：贵州畲族的历史演变

贵州畲族在1996年被识别为现有民族身份之前被称为“东家人”,史称“东苗”。据史籍记载,东苗源自唐代的“东谢”,历史上的分布地主要为贵阳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以后,部分江西人进入黔地,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中,他们也因为擅长养鸭而被称作“鸭子苗”。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年,东苗的住居地渐向黔东南区转移,集中在福泉、麻江、凯里等地,且多与汉人杂居。其间他们与“鸭子苗”完成融合,被人称作“佟苗”。贵州畲族历史演变及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