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秀创作主体的心理特性

求异性作为优秀创作主体不可缺少的心理特性是由创作的特殊性决定的.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求异,作家求异心理越强,写的作品越出色,求异方能出新,求异还要合理,要注意开创有利于求异的好环境.成为优秀作家的心理特质就是多情,情感对于艺术创作具有动力性,必须要有情感经验凝结成的主体图式,才能唤起情感反应,没有感情的作用,客观事物的特征就不可能转化为形象胚胎,而造就作家多情的心理特质的最大因素是广历.     

为意义而战--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意义观

凯瑟琳·贝尔西是英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意义观是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尔西的意义观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她运用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批评表现论和摹仿论,认为语言不是透明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作者的意图或反映客观现实。以此为基础,贝尔西接受能指物质化的观点,把意义的范围从语言扩展到符号,强调符号（包括文学作品）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内涵意义不是自然和永恒的,而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决定,意识形态的转变导致对文学作品内涵意义的阐释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贝尔西的意义观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文化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之关系刍论

把文化区分为事业性文化与产业性文化表现了我们文化建设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虽然公共文化产品主要由政府提供,但并不排斥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文化具有产业意义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密不可分,它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业性文化与产业性文化具有复杂的关系,对它们的区别只是强调了二者的不同,事实上二者相互包容,共存共生,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绩效的影响--以西部地区为例

本文从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语言文字、地域亚文化入手 ,分析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中个体行为、企业文化、投资环境的冲击 ,以及对企业管理绩效的影响 ,并针对西部地区文化差异大的事实 ,提出对西部地区的企业管理 ,应实行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培训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过犹不及”：德性规范还是普遍方法

"过犹不及"旨在反对"过"这一将道德修养推向极端的错误倾向,用以强调在道德修养中,应该警惕与防止道德极端主义的危害.作为德性规范,它极具意义和价值.但作为思想方法,它并不能与"中庸"相等同,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错误理解"过犹不及"导致对"中庸"的错误认识,从而使折衷主义能够以"中庸"的名义大行其道,"乡原"就是它的主要表现类型.     

阵列误差对多参数联合估计性能的影响

建立了频率、二维到达角和极化联合估计的阵列误差信号模型,分析了阵列误差对用ESPEIT算法进行参数估计性能的影响。推导了在阵列误差模型下,频率、二维到达角和极化联合估计算法中各参数估计结果的均方误差。计算机模拟结果证实了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亚里士多德“幸福”之可能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其中他的幸福观是其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他把“幸福”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幸福在于德性,实践性的现实活动;指出中道原则在实现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太理想化、圣化。不过,其幸福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研究--基于西北五省科技创新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西北五省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大力加强西北五省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对其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内外科技创新差异性分析理论为基础,运用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灰色关联方法对西北五省的科技创新绩效进行研究发现：西北五省间科技创新的差异性较大。陕西省科技创新总量指标远高于其他四省,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联度不是很高;新疆科技创新的相对指标和部分关联度数据很优异;甘肃和青海在技术市场成交额和科技投入方面的关联度比较高。基于这些差异,西北五省在科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同时,应学习和借鉴东中部科技创新经验,发挥自身优势,尽快建立区域科技创新协同体系,发挥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核心区和战略支点作用。     

广东农业碳排放:时空比较及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农地利用、水稻生长和动物养殖3大类13小类碳源,测算广东1992—2013年农业碳排放,发现1992年以来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强度总体上均呈下降态势,其中:农地利用碳排放持续上升,水稻生长碳排放持续下降,动物养殖碳排放年际间变化不大。进一步运用LMDI模型对广东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广东农业碳排放主要驱动因素是农业经济发展,其次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碳减排效应明显,自2009年以来农业产业结构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农业人口规模对农业碳排放累计产生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