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发生角度看康德对美的研究

康德美学从反思判断到目的论判断虽然是从认识论上推导的,但其现象还原过程却蕴涵着审美发生的理路。这就是:生命的有机统一——自然的合目的性(美的形式)→主体的合目的性——超自然之上的使命崇高。自然的有机联系使生命从自然的律动和形式选择活动中继承了动力和向力,又在这两种因素融合成的形式感中加入了理性和想象力,美感便潜化为正向引力。如果把美感的生命发生过程分为四个感性阶段,则生命的感受超越直感刺激和形式的程式化束缚;生命被对象唤醒而获得的理想目标、形态、价值内化为境界;使人的生命意识空间趋向无限,是第四感性。这样不管是自然美的反观、艺术美的创造,还是社会美的诉求,都共同被生命活力导引的美的理想铸成为生命的目标。自然依据其形式美塑造的人类渴望升华并能构建符合自然形式美的和谐的社会生活是自然的目的,也是从审美发生上需要确证的观念。     

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     

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与多元化经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与多元化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构建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和企业多元化的动态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以筛选出的531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股权结构,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多元化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管理者持股与企业的多元化正相关,管理层权力型企业比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企业多元化倾向更大。     

江苏省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研究

中医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江苏省中医文化软实力是健康江苏建设的重要任务。文章以增强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医文化为目的。从知识生产力、价值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具体分析江苏省徐州市中医文化内涵,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总结徐州市中医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和不足。     

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

经典指具有权威性的作品或著作,经典意味着意义持久和价值深远,意味着榜样和力量,意味着政治正确、品位纯正。经典是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的过程包括“排座次”、“上皇榜”和“入教材”。大众文化产品的流行破坏了经典化的进程,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传统的经典也现出了原形:经典的下面掩饰着宰制关系,经典意味着阅读的强制。去经典化势在必行。     

高校学生管理行为侵权的法律问题研究

高校管理是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学校生活良性运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高校与学生的关系问题、高校管理权的性质问题没有定论诸多原因,使得高校在其管理中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法律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当务之急是迅速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管理、完善救济渠道,以切实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理解代表,核心是要说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化的演进中,人们所以选择代表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是由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也是由公共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运用以及现代社会规模过大等因素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观念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主权在民与公民权利成为代表正当性的依据,社会公众的同意与授权成为代表正当性的来源。代表观念的形成改变了政治的逻辑、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的关系。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代表是由社会公众意志的主观性、差异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如何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方面,委托论与独立论、专职代表论与兼职代表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争论。     

美国实力的现实与局限

尽管美国实力的现实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没有一个可与其实力相媲美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如果其采取单边主义行为,它的局限就会表现出来。美国的政治、安全、军事、经济以及媒体等各个方面的实力都是客观存在的。美国所犯的错误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但极有可能削弱美国的相对实力并且疏远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从而弱化美国实力的效能,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实现自我修正。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在当前主要是协调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既维护中央权威,又激发各领域、各层次权系的自主性、积极性。这种调整是在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前提和政治优势下的拓展,既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使权力结构不至于凝固、僵化,又可以避免权力失衡、腐败,从而寻求权力结构的最佳配置。     

Linking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re i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on whether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have exacerbated inequalities within and across nations and/or how GVCs may be leveraged to mitigate them. Although power asymmetr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central factor shaping (un)successful GVC participation, dominant discourses still disregard the links between power and inequality or use these concepts interchangeably. In this article, we provid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GVC-related inequalities (within, along and through value chains) and examine how they may co-evolve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ower (bargaining, demonstrative, institutional and constitutive). We apply this approach to the case study of the hake value chain in South Africa to illustrate how existing inequalities are manifested, challenged, mitigated or exacerbated—and draw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