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上市、股票发行定价与市场溢出效应

交叉上市会影响原上市地股票价格,产生所谓的溢出效应。对我国先 H股后A股和先 A股后 H股两种交叉上市路径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两种交叉上市路径在招股公告日和交叉上市日前后,对原市场均产生了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其中,招股公告日效应主要表现为负向效应,交叉上市日效应则表现为正向效应。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先H股后A股上市公司对H股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主要是受A股市场高发行溢价率和A股股票高收益预期的影响,而先A股后 H股上市公司对A股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源于市场发达程度差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改善预期。     

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结构定价研究

信息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定价方法难以适应信息产品的经济特性。通过垄断行为的比较静态和动态模型分析，得出了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的结论：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在跨时期范围内进行动态歧视性定价行为对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此时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条件恰为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条件，它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股票期权在公司法修订后的新适用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用于企业核心人力资源激励的重要方式,日益引起管理者的普遍关注。本文分析了我国实行股票期权的现状和相应的立法现状。在分析国外相关股份回购的法律规定基础上,结合最近修订通过的新《公司法》对股票期权的规定,分析其对我国公司、投资者、薪酬制度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基于简约型方法的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定价研究

本文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定价问题。通过借鉴Hughston＆Turnbull（2001）中将风险债券定价问题分解为三个基本定价模块的办法,建立了贷款定价模型。经过对算例的Monte Carlo随机模拟,实际计算出了贷款的风险升水g,得出了盈亏平衡条件下信用贷款的风险升水主要取决于贷款客户的信用等级、贷款期限,并在满足一定假设条件下,与银行授信额度、客户实际使用额度情况无关,且应用模型可以在贷款期限内的任何时点计算出盈亏平衡利率。结论对商业银行信用贷款业务实际操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试论实物期权理论在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实物期权是期权理论在财务管理实务中的一个新型应用。传统的投资评价方法暗含的投资不可逆转和推迟的基本假设在具体应用时已表现出其局限性。实物期权理论充分考虑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拥有的灵活选择权 ,并将该种权利予以量化 ,从而证明选择权是具有价值的 ,并由此改变了传统的投资观念和评价体系     

商业银行价格歧视定价策略研究

价格歧视是一种需求导向的定价策略,由于不同顾客群体对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实行价格歧视,获得更大的利润。本文拟从价格歧视的经济学原理入手,分析金融企业实行价格歧视的条件和类型,特别是价格歧视定价策略在金融业的一些特殊运用形式,为银行产品及服务定价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广东渔业保险发展：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广东渔业保险发展历程及现状考察,揭示广东渔业保险发展滞后,供求失衡、运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约束、需求抑制及农村金融制度环境的制约。结合渔业产业特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渔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等特点,提出渔业保险应该实行政策性保险,政府在渔业保险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政府＋渔民（船）互保协会＋商业保险”是广东渔业保险的主体模式。     

从堕胎权之争看美国宪政及美国社会——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罗伊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罗伊案"引发的堕胎权之争,在美国的政界、司法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掀起了轩然大波."罗伊案"和此前的"布朗案"推动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建设进程;围绕堕胎权的问题,衍生了选择权利派和生命权利派的对抗:由对选择权和生命权的认可,加剧了美国上个世纪末的政治分野;通过"罗伊案"的推动,美国妇女运动超越了对"性自由"、男女平等等权利的诉求,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延展.     

期权定价理论在技术商品定价中的应用探讨

技术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 ,具有报酬无限、风险有限的特性 ,尤其与支付红利的美式看涨期权特点极为相似。应用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为技术商品定价 ,其结果很难真实反映技术商品的价值。期权定价理论为技术商品的科学定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特别是支付红利的美式看涨期权定价模型对解决技术商品价值评估有参考价值     

征地补偿标准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

本文利用净现值估价理论,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设计了一个估算模型,认为依据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估算征地补偿是科学的,但补偿倍数应根据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年产值增长率和失地农民使用征地补偿款能够获得的年收益率等指标进行测算。运用近9年实际资料估算,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为土地年产值的24.28倍左右,现行"30倍"的最低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总体上是充分的。当前,失地农民实际补偿不足的根源,一是法定最低补偿标准没有得到执行,二是征地补偿款被乡村截留,分配不合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关键在于严格征地补偿估算方法,理顺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使法定的征地补偿能真正足额地落到失地农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