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技术创新主体

我国古代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是工匠,其承担着技术发明、创新和推广的重要职责。随着技术创新活动的历史演进,在工匠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上并以工匠活动为中心相继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手工工场等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这些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工匠主体活动的局限性。工匠主体与这些主体之间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单一主体去取代另一种主体,使前一种主体在古代技术创新的舞台中隐退。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主体以交叉并存的方式存在。     

消费活动伦理意蕴探析

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还具有伦理意义。消费活动与社会道德状况密切相关。消费心理总是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的体现,反映一个阶级或时代的道德风貌;消费行为总是对社会产生一定的道德后果;消费方式总是影响着一定阶级或时代的道德风尚。因而,我们应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合理消费方式和艰苦创业的良好精神风貌,不断弘扬倡俭崇实的良好社会风尚。     

亲属称谓“公”“私”考

“公”“私”是两个出现较早的亲属称谓。祖父、父亲、夫之父、夫之兄均可称“公”,这与公有制下年长男子在父系氏族内部所处的领导地位有关,他们拥有安排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私”是女子对姊妹之夫的称呼,源于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普那路亚婚制,反映了姊妹共夫、女子与姊妹之夫存在着合法的性关系的事实。透过二者,可以揭示古代的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实质。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两物品模型,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最后,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     

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将CEO来源按关系亲疏分为本人、亲人、熟人和外人CEO,以2007—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CEO差序来源对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即CEO差序来源越疏远,民营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少;创新投入在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调节了CEO差序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据此,建议民营上市公司在聘请CEO时,优先选择亲人CEO和熟人CEO,在亲人CEO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可聘用熟人CEO,这样,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企业应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现金持有水平,为企业创新活动奠定基础。     

从异化消费到生态消费

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将人类推向了一个物质发达的社会。工业技术的革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人类的消费逐渐趋于奢侈和浪费。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的扩大具有盲目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批判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马克思由此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为当代消费群体的各种不当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伴随而来的奢侈消费、享乐消费、符号消费盛行,导致一些错误的消费价值取向产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因此,推动异化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型尤为重要。生态消费是促进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适度消费、有限消费、低碳消费、可持续消费和需求性消费,需要政府的“引导力”、企业的“推动力”、社会媒体的“宣传力”、社会公众的“内在动力”等合力而行,共同构建生态消费社会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私募股权投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研究——基于新三板的数据

本文以251家新三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社会大众负责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企业的PE个数与企业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供应商负责、PE总投资额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     

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以择校问题为例

利益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范畴,实现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制定最重要的目标。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包括利益主体分析、利益需求分析、利益实现方式分析以及利益结果分析四个方面。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择校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而导致的,其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根本原因。择校代表了一种个人的基本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通过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供给方式、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是治理择校问题、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有效途径。     

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识别——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1980-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度电力消费数据,采用H-P滤波技术对中国电力消费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轨迹进行刻画,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n）-AR（p）]模型分析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在各区制间的动态转移过程,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区制分布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自2003年明显缩窄,且从2007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向着其收缩期和扩张期跨越。且中国电力消费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年份往往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趋缓的大环境。（3）2014-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向其收缩期转移的迹象明显,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整体上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