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理性决策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际环境及其特殊的心境,决定了其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可能的心理误区。当然,它们也有不可忽视的“后发优势”。如果后发国家想避免发展误区,想充分发挥其政治、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早日克服困境、摆脱落后,那么,就不能没有理性的、科学的战略决策。(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具备“自发”模式良好运行的前提条件;)国情决定了它们必须采用理性的“促发”战略。一般地说,理性决策既不等于激进主义,也不等于渐进主义,而是包含二者。但与后发国家国情相适应的理性决策不是赶超战略,而是比较优势战略;相对而言,前者更近于激进决策,后者则是积极的渐进决策模式。     

有效教学的重要途径——思维教学

思维教学是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途径.重塑课堂教学观、尊重学生多元特性、鼓励语言表达、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形成思维教学模式分别是思维教学取得成功的前提、基础、关键、保障和核心.思维教学中还要遵循渐进性、持续性、开放性、人文性和多元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合作的道德契约

认为在人类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必须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道德契约的约束力。可道德契约能否促进两类国家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方面进行有效合作 ,关键在于将他们间的合作从有穷次博弈转为无穷次博弈 ,即把两类国家间的关系从对抗转为长期合作 ,而以少数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为这种长期合作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从龙母传说看西江文化

龙母文化是西江古民俗文化核心部分。本文阐述了龙母文化及其历史背景,并对西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文化福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刑法视域中"理性预期"的初步考察

作为刑事法治核心特征之一的"可预测性",在当下的中国刑法学界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从形式理性的立场出发,对刑法视野中"理性预期"的价值蕴涵、理念贯彻、理论阈域等论题进行了探索性的初步考察.文章认为,自由与秩序是理性预期蕴涵的两大价值实体;要在刑法中贯彻理性预期这一理念,必须同时从原则、体系、运作等多个侧面全方位地予以落实;理性预测既非神话亦非万全,预测可能性能够获得,但却存在固有的边界.进而,文章就当下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对理性预期应持的姿态与立场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贯彻策略.     

论哈萨克族民间信仰

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源于古老的信仰,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哈萨克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及其演变形成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并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和基本内涵,对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包括信仰系统(神灵系统包括天神腾格尔和“迦萨甘”等,鬼系统包括精、阿勒巴斯特和撒旦,祖先系统包括祖先崇拜、巫师崇拜和麻扎崇拜)、仪式(包括巫术、墓祭、治疗等)和象征等三大体系。     

论司法信息公开的多元化价值及其实现

借鉴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建构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发掘实践困境之根源,推动司法信息公开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向到正向、由盲目到理性、由单一的工具主义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变。所谓"公开促公正"只是宽泛的价值表述,司法信息公开之于"公正"的实现,需要逐步对应"基本权利的兑现"、"业务水准的提升"、"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独立的彰显"和"理性商谈的推行"五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其良性互动和有效实现。     

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之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目的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缺乏的并非行之有效的法律,也并非优秀的法律从业人员;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法律而言真诚的信仰。因此,让法律成为公民的信仰,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何谓法律信仰?法律如何能被人信仰?法治国家中的公民究竟应当如何信仰法律?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本文围绕这些与法律信仰有关的中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质询中走向皈依——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精神自渎”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一类精神现象颇引人注目,那就是精神自渎。精神自渎本身就是悖谬的结合体,即是在精神的自我亵渎中体验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感。精神自渎者们孤注一掷的“任性”包含着深刻的“罪”与“罚”,他们正是在低贱与高尚的辩证法中实现了“人身上的人”,在质询中走向皈依。这一过程对现代人的自由追求和信仰确立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