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学的意义

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代诗人的功绩是打破传统,第二代诗人则希望有所建设。在第二代诗人中,闻一多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从历史意义而言,他把20世纪初的现代汉语诗歌运动,从破坏引向到建设的道路,不仅从本体立场出发进行诗歌思潮的深入反思,而且提出了很有诗学意义的形式秩序的建设方案。从今天或现实的意义而言,在诗歌的美学意义和形式探索备受怀疑的语境中,重新回到闻一多提出问题,有利于中国诗歌克服长期以来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形式规律的倾向。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 ,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德主刑辅”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这种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教育的做法深入人心。消极的一面是重“人治”、轻“法制”。     

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

尤根·哈贝马斯的规则观涉及三个理论问题:遵守规则的条件、规则意识的产生和规则正当性的辩护.他把主体间性看作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无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既不能形成"规则意识",也不能从"规则意识"中发展出"原则意识"、分化出"价值意识".离开了主体间性,更无法为规则的正当性提供辩护.哈贝马斯之所以关注规则概念,是因为他关注这样三个实践问题:"区别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何以可能?"、"现代社会中真正自由的人格何以可能?"、"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理性概念来扬弃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把康德关于"无规则即是无理性"的观点和哈贝马斯的"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得出"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理性"的结论.     

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我国平原地区林业产业结构特点分析

本文调查收集2001—2005年我国平原地区林业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采用时间序列与横断面两种方法分析我国平原地区林业产业结构特点,并采用库兹涅茨经验法则分析了平原地区林业产业的效益变化趋势,讨论了现阶段我国平原地区林业产业结构的特点。文章建议采取积极的产业扶持政策,加快林业产业的发展,同时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情况,确定平原地区林业的发展方向。     

宪法法律化:中国法治之未竞事业

宪法法律化是指宪法像法律一样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宪法法律化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与认知问题,即认识到宪法首先是且必须是法律;另一个是制度与实践问题,即实施宪法这一法律的司法性机关的建立与司法适用实践经验的积累.从世界各国立宪与行宪史察之,自宪法到法律之生成规律,一般渐次历经两个发展阶段,即宪法的法律宣言化、宪法实施的制度化及宪法的个案适用与解释.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在我国,要完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就必须完成宪法的法律化过程,这应当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宪法法律化虽是一个老问题,但它在我国仍然是个新问题,是我国法治之未竟事业.     

论马丁·路德中、晚期的宗教改革

本文对路德中、晚期宗教改革活动作了认真的考察研究,认为他并没有"背叛市民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路线"、"出卖农民的利益",也没有"堕落成为诸侯的奴仆",相反,他的改革立场是前后一贯的,他始终是一位执着追求自己理想的市民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家,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基本上完成了当时德国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西部地方政府在营造法制环境中的责任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是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但良好法制环境的营造,尽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仍需要政府在其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才能使法制环境真正呈现出良好状态.本文从实际出发,对西部地方政府在营造法制环境中的主要责任进行分析,以促进西部开发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快政府成为责任政府的进程.     

"首唱"与"唱和"--再论法治的"共识效应"

要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应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解决好社会性的号召与个体的道德响应之间的关系,笔者称其为形成法律人的"首唱"与非法律人的"唱和"的法治的共识效应.为此,本文通过对"共识效应"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分析后,试图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统一的视角,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出具有中庸思想特色的若干己见.     

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体系的构建

税法必须以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为其内在的精神。当今我国纳税人权利体系的构建,应该按照建设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的方针要求,从税收基本法的角度确认纳税人基本权利,完善《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积极契合人权理念,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纳税人权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