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近代、现代抑或后现代--《德国民法典》的启发

从理论上说,法律形式主义所要求的法律自治应包括公法自律与私法自治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大声疾呼私法优位和私法自治,应该正确认识<德国民法典>在本位选择上向近代民法"回归"的"保守"立场.当代中国应该摈弃制定"后现代"民法典的思路.我们既不能违背民法的基本精神,也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国情,为民法典而制定民法典.另外,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宪章要求,应尽可能地体现私法的形式理性,以自治规范为其核心.     

历史的"遗漏":深入杨逵文学精神

"压不扁的玫瑰花"精神是人们对台湾著名作家杨逵精神品格的根本认同,也是人们解读其文学价值的不二视角,但这一认识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杨逵文学精神在深层次上承续着的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及其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建构起的人道主义理性原则.于世界融通,民族统一呼声日隆的今天,重新深入杨逵文学精神,无疑会获得更为深刻的现实启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是土司学理论建设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取向相异,导致土司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工作长期无法统一,严重影响了土司学理论建设总体工作的推进。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该理念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由五大系统组成,而每一个系统均能与土司学的话语表达有着十分紧密的结合点,这为尚在建构中的土司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武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建构土司学话语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应成为新时期土司研究者的重点工作取向,只有在此背景下所建构的土司学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服务。     

The New Media and social culture demoralized and demoralizing in China

ABSTRACT

Since sometime in the 1990s,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technology-based New Media has been on a rapid increase and is now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daily lif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who are at once enjoying its various benefits and suffer constantly from its problems.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New Media should have its peculiar liabilities, but in China, in particular, its downsides are extensively and acutely felt. Based on close-range observation of current Chinese life, an in-depth interview and a discussion of a few typical ‘media eve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sordered and demoralized Chinese social culture, proliferated and amplified by the New Media, in perspectives of media biases, ‘media events’, and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and their functional inversion,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ew Media and cultural derailment and disruption. It suggests that amorality, the absence of deep thinking, and the ever-demoralizing mass culture that mark contemporary China can be, to a large degree, attributed to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embodied in the New Media. In short, the demoralized New Media culture is demoralizing the whole social culture.     

网络舆论传播中的“说服”前提

有关网络舆论的说服传播,包括社会心理、个体情绪等感性因素和专业知识、论证说理等理性因素两个方面。通过对三次“舆论反转”事件中公众“态度转变”的分析,发现行为理由“解释力”的变化规律,可以体现为“原因/辩解”的双向运动,而公众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看待行为理由则是“解释力”发生变化的关键,相关的感性或理性因素都以公众的代入感为前提。具体而言,公众的代入感包括“人物代入”“事件代入”和“视角转变”三种情形,在不同的代入情形下,“议题设置”“人物形象”和“说理资源”在说服传播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并影响到公众对“考虑事项”的界定与接收,从而最终决定了“说服性信息”的生产。因此,网络舆论的“说服”传播是以激发受众代入感为前提,代入感的产生方式不同,其说服效果也有所不同。     

漂泊中的追寻：论《典型的美国佬》中海伦的女性空间意识

美国华裔女作家任碧莲的小说《典型的美国佬》书写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华裔移民文化认同的变迁。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三个最重要的空间维度,即空间的呈现、空间实践、呈现性空间,对照文本呈现的文化空间、家园空间、身体空间的生产,将空间生产理论“挪用”于文本的解读实践,探究《典型的美国佬》文本中女性人物海伦的女性空间意识。海伦在文化空间、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追寻和探索,是她在后现代时空下重塑自我的有益尝试,也是对跨地域文化价值观的重建。     

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组织公平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教师组织信任与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组织公民行为对幼儿园内部组织效能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非在编幼儿园教师是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主体部分,探明影响编外幼儿园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十分重要。本研究以1442名非在编幼儿园教师为调查对象,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非在编幼儿园教师的组织公平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组织信任与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非在编幼儿园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教师的组织公平感与其组织公民行为、组织信任以及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组织信任以及工作满意度能够显著预测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并在教师的组织公平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增强非在编幼儿园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亟须保障教师组织公平感的获得,消解教师的身份区隔;同时,也应注重教师组织信任的建设,筑牢非在编幼儿园教师的组织归属。     

“苗女”争论及其背后——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苗族知识界的民族意识的“骚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贵州省文艺界,围绕着对汉族美术家创作的作品--木雕"苗女",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透过对这一个别事件的追踪与展开,考察了这时期普遍见于苗族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民族意识"躁动"现象及相关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苗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过程的回顾,揭示出他们的"民族认同"形成的"边界",本质上并非源于所谓的共同的文化,而是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得以成形并不断被强化的.进而通过对历史上从"苗"到"苗族"过程的简要追溯,对影响苗族作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呈现"问题,提出了初步独到的理论思考.     

培养女大学生形体表现力的实验研究

表现力是影响形体套路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数理分析法为基础进行实验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针对形体课中女大学生表现力的影响因素,运用了美感、乐感、心理和表情四种训练法进行教学.结果表明,四种训练法是提高女大学生形体表现力的有效途径.     

评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作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海明威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既塑造了被称之“硬汉子”的男性人物,同时又刻画了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女性人物,不难发现海明威的女性意识。如同他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一样,海明威笔下的女性人物有着复杂的个性特征,经常有着悲剧的命运,揭示出了海明威悲观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