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曾运乾经学研究三书述评

曾运乾不仅以精通声韵名家,经学研究也有骄人成绩。在《尚书正读》、《毛诗说》、《春秋三传通论》等著述中,他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在解说经义、训释字词、点断句读、剖析文理、抉发经书意蕴、裁决经学争讼等方面屡有新获,能兼汉、宋之长,不拘今、古家法。曾运乾由小学入手治经,一改湖南经师不通小学的旧观,在湘学史上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蒋百里早年的思想世界

蒋百里受甲午战败和戊戌政变的刺激,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相继萌发.他宣传西方民族主义的首要旨趣,是唤醒国民奋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不在激励汉民族光复旧物的革命情绪.但他辨析新民说和立宪派的理论误区,历数清朝压制改革、取媚外人的罪状,倡言以暴力手段推翻今政府,却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及至日俄战争爆发,他又由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一变而全力筹划抵御俄、日侵略的国防建设.蒋百里早年思想世界的多姿多彩,可为今人认识清末留日学生界丰富多样的思想提供典型的案例.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项羽自杀原因新探

项羽自杀原因新探吴仰湘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项羽的研究虽多，但集中于探讨项羽败亡的原因，至于项羽乌江自刎，则认为是他垓下兵败被迫自杀。然而细读史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项羽从垓下突围南逃，在东城一番冲杀，撇下了刘汉追兵，到达乌江岸边。“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