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     

《大学》与工夫

虽然朱子对《大学》的经典解释早已受到质疑和挑战,甚至已经跌落为对《大学》的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而已,但是从工夫的角度解释的朱子的《大学》,却仍然具有生命的力度和实践的效验。《大学》乃朱子一生学问之重心,在朱子看来,《大学》就是讲工夫的。本文试图具体阐释朱子《大学》与工夫之关系,以及三纲领与八条目、格物与敬等工夫间的关系。     

朱子两种主“动”的涵养工夫辨析

朱子主"动"的涵养未发工夫,为"静→动→敬"的涵养环节之一,其针对已学者而言,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养心体未发之中并守之以备发用之和,此属于"上达→涵养→发用"的工夫格局。其常与主"动"的下学涵养工夫相混淆,后者对初学者而言,要求在基础性的生活内容中养出善端以备上达,此属于"下学→上达"的工夫格局。由于此二者在性质、内容、主体、特点以及工夫格局中的位置迥异,故均冠以"涵养"易引起歧解,应在名称上予以规范,宜以"涵养"专指下学,以"存养"转表未发,即下学涵养与未发存养。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以二程到朱子的仁说为中心

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一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程颢、程颐)道学思想的创立,二程人格与思想的权威的确立,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学内部的学术讨论,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而追踪这种讨论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及其中讨论的问题和焦点的变化,则有助于理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     

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诠释中的心性论问题

朱子对《孟子》'尽心'知性'的解释不同于通常理解的'先尽其心而后知性',他认为'尽心'是'知性'实现之后达到的效果,而'知性'则是在格物穷理的工夫过程中对'性'的彻底把握。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性'作为心灵活动的本质应然倾向,是'尽心'要实现的具体内容;其次,'知性'的'性'在根本上是普遍的本质应然倾向在人与物身上的具体呈现,但这只有经由格物穷理的过程,才能真实而具体地由心灵所把握,而这就是'尽心'的达成;最后,对'性'(也即'理')的真实把握必然'不容已'地带出对本质应然倾向的落实,故而'尽心'既是知得尽,又是行得尽,'尽心'的达成因而实现了知与行的真正统一。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胡适与现代中国·耿云志研究员主持

<正>编者的话:胡适生前死后都是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学界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蔚成风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胡适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是一位     

《朱子家训》中的节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从伦理学角度看,节约不仅是节约资源,更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本文以《朱子家训》中所阐述的\"节约\"精神为出发点,落脚到其对于当代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义以及养成节约习惯的作用,以期将《朱子家训》中值得学习和传承的优秀思想品质继续发扬下去,使其成为社会齿轮运转的助推之力.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