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悟：“良知即是易”的意本论解读

王阳明易学思想文本内容不多,目前学界已有论文对文本的运用重复率较高。鉴于有学者指出笔者1998年的论文没有把“良知即是易”加以深入的哲学分析,所以此文从意本论的角度,从“文”（文本）与“悟”（境界）两方面深入研讨“良知”与“易”的关系。本文基于《周易明意》意哲学的角度研讨阳明易学相关材料,力图穿透学界之前对阳明易学的文本诠释,并借助《周易明意》意本论哲学境界来领“悟”阳明易学材料与其心学哲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从意本论角度深入剖析和建构阳明心学“良知”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总之,本文从意本论哲学的角度,围绕文本与境界之间的张力,继承和发展学界之前从体用论角度研讨“良知”与“易”的既有成果,深入分析与阐释阳明“良知”与其易学哲学思想。以此为例,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理论的角度推动“中国哲学史”相关问题研究。     

“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

教育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可以调适人际关系,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它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致力于将社会民众培养为符合封建准则的理想角色,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从慎独的诠释看儒学的当代困境——以《五行》和《大学》为中心

慎独与儒家的时代命运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对慎独思想的分析来窥探儒学当代困境的原因。慎独的诠释史告诉人们,儒学思想的当代困境有其思想被误读的原因,但丢失了原始儒学丰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中国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对圣人概念作一观念史考察,颇有意义。上古时代圣人概念的原本意思是指聪明睿智之人,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圣人概念具有了双重涵义：既指道德上的完美人格,又指政治上的杰出人物。战国以降,孔子被圣人化,并表现出圣人神圣化之趋向。及至宋明时代,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口号的广泛影响下,圣人之学及圣人之道成了儒家文化的象征,儒学也就成了成圣之学。及至阳明心学的时代,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导致了圣人的彻底内在化,圣人成了人心良知的象征符号而不再神秘,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在这一思想演变的历程中,儒家圣人观所蕴含的“超凡入圣”如何可能之问题亦值得省思。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

王阳明试图用他富于特色的良知学来说明万物一体,认为所谓“同体”当从“感应之几”上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将人对万物所怀有的那种普遍的顾惜之情作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具体表现。由于将“仁”设定为“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就能够从发生学角度观察和描述仁(行仁),论证“孝弟为仁之本”,从而维护了儒家仁爱主张中的差别原则。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仁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将万物一体观念应用于社会分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等级秩序的一种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万物一体观念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不同对象意味着不同规则。作为一种伦理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说实质是一种精英主义伦理,其基础是一种虚构的天赋决定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普遍化的困难。     

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

志、意、情 ,是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审美———艺术内涵的三个基本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分别成为审美意识的核心。王阳明美学处于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前夜 ,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化和对近代美学的预见。在其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基础上 ,王阳明致力于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意统情志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 ,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以“志”为本的理学美学 ;另一方面 ,它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通过其思想的阐发 ,可以为当代以“情”为主导的美学精神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