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

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治权力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     

船山易学的本体诠释

我的易学与船山的易学联系与差异并存,而此种差异与联系在本体诠释思想上的整合更应予以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船山的生平及其易学的基本时代背景,阐述了"观"卦的哲学方法与本体含义(对此我曾有专文论述)——我认识"观"卦是基于哲学方法学的认识为易学这个体系如何形成、如何建立找一个经验的、现象学的基础,找一个易学内在的,自觉的方法来说明。其次,对船山易学从整体到部分的本体诠释——船山先写《周易外传》再写《周易内传》,显示出的方法论的观点,就是由大体及于细节。《周易》透露的这个大的宇宙框架怎么建立、如何充实,是从外而内,从大而小的。如此才能够去了解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内涵。再次,在本体易学的层面,本文详细阐述了船山哲学中诸如"道器"、"理气"等一些重要范畴的本质内涵及其在整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船山讲,"道之枢,德之牖也",人的本质、本性彰显宇宙的"动",于是,从"动静"、"常变"出发,我讨论了船山怎么从本体易学过渡到本体伦理学。综上,我的基本结论是——船山易学承先启后,继承了宋明理气范畴,重视张载,注重"气",但没有减少对"理"的尊重,与朱子的理学仍然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是一个本体诠释的认识,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评价。     

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以民国学术研究为例

民国时期的义理阐释方法是在传统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基础上融合而成的.陈寅格的史学,钱钟书的文论研究等都运用了义理阐释方法.作为民国学术的一个主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古今,整合诠释和实证,推动了民国时期学术兴盛与大师的诞生.     

真理观建构的两种不同路向--诠释学真理与科学真理关系新议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真理的阐发和张扬,旨在昭示现代科学及其方法的局限性,而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科学及其所追寻的科学真理.诠释学真理既不是科学真理在精神科学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也不是科学真理的简单否定物或替代品.诠释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异质性主要表现有二1)科学真理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与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相关;而诠释学真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与主体自身的存在方式相关.2)科学真理表现为知识型真理,旨在从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上升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知识;而诠释学真理则属于智慧型真理,它必须超越知识层面,实现文本的一般含义与读者个别情境的统一,创生出文本的新意义.     

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诠释学作为理解的哲学,它对诠释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在理解与诠释的关系考察与阐发中进行的。在诠释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诠释意义的把握和对诠释的态度就体现在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关系之中。本文旨在探讨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主要从五个层面阐述理解与诠释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西方诠释学传统中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从诠释学看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

本文从诠释学的视角对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简称“逻辑学范式”)进行了描述,揭示 了中国的过度诠释传统与逻辑学范式的联系,评述了逻辑学范式的创立者和支持者从梁启超、胡适到现代 派包括数理逻辑学家对墨辩的过度诠释,并分析了沈有鼎后期对逻辑学范式所进行的反思。     

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朱子之理学诠释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