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陈云调查研究思想简析

文章分析了陈云的调查研究理论,即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对调查研究者的素质要求。学习研究陈云的调查研究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陈望道美学思想探源

陈望道的美学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在西方、传统、现代三方会谈的文化语境中 ,陈望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 ,建构起科学前瞻的美学体系 ,成为我国比较系统地勾勒出现代美学基本理论框架的第一人     

试评《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主要见于它的叙录部分。大体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考镜学术源流。《解题》中对此作了若干揭示或梳理,且偶涉鲜为人知的资料。(二)考订作者生平。尤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名不见经传者,二是事迹有歧说者,三是作者有异议者,四是兼及遗闻逸事。(三)品评作品成就。这是叙录的主体部分,陈氏用力最多,创获最丰。(四)鉴别版本真伪。总之,《解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堪称有宋一代公私目录学方面的力作。     

陈思和90年代重写文学史理论的新启蒙精神

通过描述和分析陈思和关于重写学史的最新论述，认为陈思和表述于90年代的重写学史方案一方面固然具有强烈的反化激进主义、非精英主义色彩和某种后现代主义倾向，但是，启蒙主义仍不失为其深层的逻辑基础。     

论陈云的求实品格

陈云求实的精神品格,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陈云求实的精神品格具有丰富的内涵:思维方式上的辩证方法--"交换、比较、反复";行为方式上的务实态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价值取向上的民本立场--"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学习、研究陈云求实的精神品格,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态度,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坚持以人为本,更好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陈云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之一。陈云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三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陈独秀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正、反、合

文章运用还原研究的方法 ,返回到陈独秀“五四”时期理论建设原始形态中去 ,对其功利主义和审美论的文学观念进行理论探讨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陈独秀两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文学观念统一于“人的解放”的新见解。文章有意识地将陈独秀与“五四”一代人的理论倡导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企盼借此为人们认识和理解陈独秀以至整个“五四”新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提供一个通解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