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开发与高校办学定位

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导形式,高校办学定位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类型和规格。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校办学定位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革新。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高师院校必须走“以师为本、综合发展”之路。     

“知止”三义与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知止”。“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这涉及到今人所关注的“认同”问题:自我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内容上讲,知止这一观念强调的是文明与自然的内在贯通。由此,知止的观念又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此三义辐辏于第二义而贯通为一体。其特点则表现为一个“复古”的历史精神。但“知止”并非故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要在“进”与“止”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协调的关系。“知止”观念从存在实现论意义上凸显了一种历史的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差异原则。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生态关怀"与"生命关照"——试论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价值及其局限

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价值着重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宏观上的理解与微观上的界定;二是广泛吸纳中西方生态思想文化资源,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三是关注当代人的生命存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当前美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创新,不仅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而且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同时,这种生态存在美学观亦具有"返魅"的嫌疑和不可操作性等局限。     

国际化与本土化——对中国旅游法治的思考

中国已跻身世界旅游大国之列,必须在参照国际旅游业的公约和惯例的同时,构建、实施适应21世纪国际格局需要的中国旅游法律规范体系,加快走向旅游产业化、市场化、本土化、国际化。文章从旅游发展全球观的视角,分析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内在机理和文化多元,提出旅游立法的统一性、二元性。     

论地域性文化视阈中纪录片的视听艺术——以《美在广西》为例

纪录片《美在广西》出色的影像艺术体现壮乡独特的人文山水之美,其优美悦目的画面既表现了广西特有的地域性特点,又是科技时代广西人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像记录,广西美好人文风情的色彩造型及壮乡音乐歌谣之美的声音造型,使地域性与时代水乳交融的影像艺术尤为出色。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讨论与优化对建构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有重要作用,对满足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国内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很多缺陷。中国要想发展专业的社工队伍就要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应依托需求发展社工教育、实行正规教育与短期培训有机结合,并进行分层分类发展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而达到加速社会工作专业职业化和本土化进程,促进社会工作良性发展,满足社会需求的目的。     

日本杨贵妃传说的流变及思想史考察

日本有相当多关于唐代杨贵妃东渡日本的传说。一些日人相信这些东渡日本的传说,而且还提供文献及遗迹作佐证。杨贵妃在日本是个千面佛,以日本神祇、观音、天仙、政治家、难民及女刺客等不同身份出现。日本的杨贵妃传说虽然流于荒诞,但背后有丰富的历史意义,有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日本被本地化。在日本流传的诸多杨贵妃传说中,热田神宫版最具创意及影响力,在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都很有意义。将杨贵妃当作是日本天神的化身,以保护日本是集中古以来流行的本地垂迹说及护国思想。这种思想将中国传入的东西本地化,将中国的东西挪用,变成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中世以至近世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令中国人眼中的红颜祸水摇身一变成为护国神明。日人崇拜杨贵妃并非因为她是中国人或是基于中国崇拜的心理,而是因为她是日本神祇的化身,所以与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强化民族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和谐问题

“和谐”是当代中国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乐道的关键词,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主题。为了理性地把握这个主题,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宏观视野和重点聚焦两方面切入,抓住和谐的七个重要方面略陈管见,想必不无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     

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与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比较研究——兼论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中国本土化的实现

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具体实施方案,是一种对全球发展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的综合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在科学判断我国国情,充分借鉴联合国综合发展观以及参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与要求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联合国综合发展观实现了中国的本土化,同时它也是我国从事理性化发展实践的理论起点。     

拿来之后——期待可能性本土化之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有坚实的哲学和法理基础,在关注人性、体现刑法谦抑性和发挥刑罚功能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理论吸引力,但是也存在对罪刑法定原则可能构成潜在危害,对法官素质具有较高要求,对完善的配套法律制度较为依赖等问题。因此,引进该理论应当慎重,应当在明确该理论在中国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在中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中的功能,并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后再予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