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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菊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8(3):50-54
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缘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出现本土知识与世界其他知识对接或对话问题;另一步面,由于整个国家及世界话语情境的变化,旧的知识需要批判与反思,新的知识体系需要被重建.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不能与"族群"概念随意置换,更要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对"民族"和"族群"概念进行过度泛化.汉语中强调"民族"概念是为了始终体现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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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3-19
中国民族志从出生起就具备主体性,其早期实践的成果《江村经济》《金翼》就是显示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主体建构,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主体民族志类型。这种主体民族志实践为人类学走出表述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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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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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周城白族村本主信仰,在其千年变迁历程中,无论怎样变迁,其深层所包涵的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基本精神不变.这既回答了宗教在当代社会存活的缘由,同时也回应了格尔兹所提出的“宗教现代化”以及“宗教的内部发展和自主发展”的相关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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