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权:法权认知与制度再造

祭祀权是有利益关系的生者对死者的哀吊、追思并葆有特定权益的权利。祭祀行为、仪式及其所蕴含之身份性、人格性、财产性利益是否构成一种法权,在现代社会无疑是一种挑战。作为一种古老的风俗遗存,祭祀权的确证不仅可以明晰私权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基本人伦与道德,尚能凝聚人心,形成具有民族内蕴的价值观共同体,实现家国关系的和谐融通。文章通过考察祭祀权之价值理据与权利属性,论证其独有之制度功能并就其于未来民法典中的体系化位置提出一己之见。     

论教育尺度是分析和量度“法”的基本尺度

学术界普遍认为,分析和量度"法"应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尺度,却将教育尺度排除在这个行列之外。由于教育属性是法的质性,法包含教育要素,"教育"与"法"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教育尺度是分析和量度"法"应该具有的基本尺度。但由于尺度政治博弈、法制传统断裂、法治建设失误、教育学科地位不高和法学研究缺憾等原因,教育尺度在"法"的世界里实际上"缺席"了。教育尺度是"法"不可或缺的内在性、基础性和泛在性尺度。用教育尺度去分析和量度"法",要看"法是否能通过教喻警示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看"法"是否"讲理",具有晓喻性;是否"善诱",具有引导性;是否"有力",具有警示性;是否"让生活更加美好",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促进性。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本要求的迫切需要、网络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法演进史的逻辑展开、法治文明的基本走势。?更多还原     

农村土地征收三大命题证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构建依赖于产权自主论、效率优先论、城市优先发展论三大命题假设,从逻辑与制度两方面背离了基础的法权内蕴与正义轨道,导致了集体、农民权利的旁落与土地增殖利益的单向度分配与再分配,也导致了土地利用的高耗散与低效率,更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为中国未来转型埋下制度性隐患.     

激发、深化、探究——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高校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加多元化,教学外部环境和学生的学习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的形势下,现代文学教学要更加注重提高教学效率,注重能力培养。从激发学习兴趣入手,遵循文学欣赏规律,在教学深化思维能力,提高整体文学素养;注重学生主体性,培养独立探究能力,这些都是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新技术时代 学校管理的新追求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荷兰哲学家E．舒尔曼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就指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的力量。”如今，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已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人类迈入了新技术时代。虽然技术是人创造的，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引起各行各业的深刻变革。学校管理如何变革，依我看，至少应有几个新的追求。     

传统中国契约权利形态三论

政约、乡约、行规、家法等是传统中国社会群体利益的集中保护形态,而私法契约则是承载个体权利的工具和手段。两千余年的文明史证明,中国民众在追求个体权利的历程中毫不懈怠,毫不妥协,人性的欲望和激情(求富求荣)仍然主宰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探究传统中国契约权利的存在形态及其实现形态旨在阐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契约权利及其存在方式以及其实现途径,契约权利的演进形态则主要探讨契约内在的利益律动。基于中国宗法立国,教化治国之传统,中国契约所体现的权利形态经历了互助互惠的嬗变过程,最终以互惠作为契约利益的中心原则,契约最终从人伦道德中脱身而出,成为规范民事主体权利义务的独立法律凭证和手段。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立法新建议

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梁慧星先生负责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作了过分淡薄的处理,而王利民教授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则专章专节地分别予以规定。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当采俄罗斯民法典的立法例,在所有权通则部分进行简明扼要的规定。切忌照搬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原则,更不能倒退。     

促进云南山区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针对云南广大山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面大、程度较深、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等的现实情况,政府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应该增强人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创新面临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重庆市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特别是2008年起重庆推出的地票交易制度,是进一步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切实保护耕地,助推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实现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政策创新。     

传统中国智慧财产中的权利意识与价值对峙

从概念输入角度而论,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文献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近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理论系从西方借鉴而来。但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存在的知识产权,在世界各国均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历程,其理论体系也自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因之,从权利意义本身层面上讲,各国均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体系,其名或异,其实则一。中国古代诸多关于智慧财产的保护性规范一般存在于习惯法之中,作为“活法”,其生命力之持久、顽强远远超过成文法。从该意义上讲,挖掘传统中国智慧财产权利意识及其制度规范对现实知识产权保护可提供有益之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