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国际商业资本直接投资发展我国的基础产业

<正> 基础产业的长期投资不足和经济效益低下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首要瓶颈因素。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基础产业产品定价扭曲和营运的非市场化(即政府垄断),加之基础产业投资风险较高,资金规模较大,从而形成了产业进入壁垒,使民间商业资本的介入遇到了极大的困境。然而我国基础产业(除少数高垄断性非收益性项目外)的真正生长点却又在民间商业资本的大量投入,换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致基础产业的国有民营化。然而,中国目前的民间经济团体无论是在筹资能力上,管理能力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极为有限。正因如此,笔者认为近期内我国应在局部范围内利用国际商业资本直接投资和经营我国基础产业,本文即此提出一个将“投资和经营兼容的具体模式,为我国基础产业在局部范围内推行国际民营化提出笔者的几点见解。     

张弛有别:上级控制力、下级自主性和农村基层政令执行

本文通过分析多年的全国抽样数据发现,当今中国乡、村两级治理主体执行政令的情况取决于上级控制力和下级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在不同治理层级和工作领域之间,由于上述张力存在差异,政令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农村税费改革在进一步强化县级党政机关对乡镇控制力的同时,却削弱了乡镇对村级治理机构的控制力。同时,虽然某些高层特别重视的政令能在相当程度上下达基层,但乡、村两级治理机构往往更倾向于主动重视那些与本位利益直接相关的工作,并常会有选择地忽视那些上级重视程度不高、不易考核和难以直接带来本位利益的工作。     

中国农村税费尾欠与村庄筹资能力问题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全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问题的现状,及其在税费体制改革前后的变化进行了简要分析.税费改革前尾欠农业税的农户数和尾欠税费的数额已经较大,税费改革以后则有进一步的上升,这对基层财务运转造成很大压力.为了理解村庄筹资困境的成因,本文对税费尾欠和村级债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政治关系网络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     

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中国宏观分析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1990至2000年间,中国的宏观经济经历了剧烈的周期波动,其中包括90年代上半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下半期的持续通货紧缩.如何理解93年和94年的经济高涨,和98年及99年的经济衰退呢?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源到底是来自于供给面的冲击,还是来自于需求面的冲击呢?冲击的"噪声源"又何在呢?显然,制订政策的关键在于能够清晰地理解经济系统变动的机制,并明确各种因素对经济衰退产生影响的程度.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讨论.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预算软约束现象的根源。我们认为是政策性负担而不是所有制归属导致了此现象。本文的目的在于用中国工业企业的统计资料来检验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以及其他竞争性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我们的假说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负担与基层干群关系改善之道

本文基于一个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1918个村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对农民负担以及乡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显著降低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农民政策内负担的水平,而对政策外负担影响不大;同时,农民的政策内负担水平并不明显影响农民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因此,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紧张的干群矛盾,但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村民对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干群关系。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综合配套改革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难题,通过完成基层治理方式和制度切实改善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成因分析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现象发生 ,这是理论界一直在探索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产权结构 ?还是企业前后期投资的时间不一致 ?作者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同解释 ,明确指出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 ,政策性负担是其根源。本文不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 ,也利用工业普查资料运用模型进行了分析 ,证明了其观点     

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

本文将有关中国转轨过程的解释分为两大类 :“资源有效配置论”和“制度安排论”。文章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评述。并指出 ,这些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基于这些讨论 ,本文的解释性框架力图内生中国转轨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包括中国的财政分权。特别强调改革中重工业的技术特征 ,即规模经济以及与下游产业的产业间联系不应该在讨论中被忽略。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 ,并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来提高效率。同时又由于新兴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需要中间产品部门为其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装备 ,所以不仅避免了对存量的冲击 ,甚至提高了上游国有部门的产出、就业乃至于技术效率 ,从而使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实现了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