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高国际传播力

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增强国内国际传播能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反思网络谣言消解方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实际,认为社会治理与奥尔波特经典谣言传播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打破各种障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减少谣言产生的模糊性,降低谣言形成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     

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业的新兴业态,已经克服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难题,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商业模式的困境。商业模式从本质上看,就是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这种价值创造逻辑包括顾客价值创造逻辑、伙伴价值创造逻辑和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目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主要有九种：专业期刊与图书出版模式、数据库模式、教育服务模式、电子书销售模式、移动增值服务模式、网络原创模式、广告模式、“用户创造内容”模式、按需出版模式。在选择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时,应注意版税、质量、价格管理、销售模式等问题。     

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

社会化媒介的某些特征有着左右人类情感的特殊效应。以媒介可供性为理论路径的粉丝文化研究旨在以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培养作为准社会互动的粉丝实践的情感效应,以及如何将算法逻辑融入粉丝社群的情感形成机制之中。以微博为例,粉丝被微博平台进行自我赋权、社群赋权的同时,平台深度介入社会化媒介语境下粉丝群体情感氛围与情感结构的构建过程,迎合并放大了粉丝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社交平台通过算法传播背后的数据行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使粉丝的情感表达成为娱乐工业、平台及背后的互联网资本量化的数据,当数据成为衡量粉丝与明星之间情感纽带的价值尺度,数字资本也随之加快了对社会文化的渗透。     

智能监控社会的形塑过程与机制

以新媒体平台用户的信息隐私为中心，考察平台用户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对“智能传播时代的监控社会何以形成”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回应。分析发现，智能监控社会由个体、组织、平台与社会共同形塑，各层级均含有能够形成建构性力量与解构性力量的因素，智能监控社会的强度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抗。个体因素是影响隐私披露与让渡的内在动能，用户心理层面的社交需要、情感支持、隐私计算与社会信任影响主动隐私披露；从众心理、便利需要、工作需要与生存需要影响被动隐私让渡。用户心理通过平台机制的作用后，可能导致广告骚扰、生活焦虑、媒体倦怠、安全风险等后果。互联网平台是监控社会维持的中枢层面，平台通过搭建“注册/登录”“社交/互动”“搜索/浏览”“交易/服务”4种主要场景来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并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隐私政策、设计隐私政策呈现方式等策略使用户尽可能多地披露与让渡个人信息，最终将造成正当监控、强制监控、精准监控、动态监控、横向监控与麻醉监控等社会影响。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组织构成了连接个体用户与互联网平台的中介，其作用机制是将分散的个体进行整合，进而将个人决策上升为集体决策，将组织成员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