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道”——《文心雕龙》札论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篇),这是《文心雕龙》的总纲。因此,刘勰把《原道》篇列于全书之首。但是人们对《原道》篇的“道”,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解,并由此导致对刘勰的世界观的看法也互相对立。有些同志认为刘勰所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他的世界观基本上也是唯物主义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刘勰的“道”来源于《老子》,或认为他的“道”就是“太极”,这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三段论”是近似的,因而这种“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刘勰的世界观自然也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茅盾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

对茅盾的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收获,而对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却除了《林家铺子》《春蚕》等少数几个名篇常有提及之外,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茅盾开始中、行篇小说创作不久,也就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五十多篇短篇小说,成为他的整个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作品,以生花妙笔揭示了各式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情绪,从各个侧面展示了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及其发展进程。它们是作家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是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来看,我认为可以把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为据):从1928年2月完成第一个短篇《创造》到1929年2月完成的《昙》——即《茅盾短篇小说集》中的前五篇,属于第一阶段;从1929年11月完成的《陀螺》到1930年10月完成的《大泽乡》——即《茅盾短篇小说集》中的第六篇到第九篇,为第二阶段;从1931年10月发表的《喜剧》到1948年完成的最后一个短篇《春天》,为第三阶段。下面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分别作一些简略的探讨。     

在真实的基础上显变化——茅盾中长篇小说情节的审美特征续谈

茅盾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中长篇小说的情节,是处处合乎生活的情与理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事是人间的事,没有怪诞,也不离奇,严密地体现着生活的逻辑性。但是情节又必须生动活泼,富于变化,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刻板呆滞、平淡无奇与读者的欣赏要求是不相容的。读者正是在情节的牵引下进入作品,在兴趣盎然的欣赏中领略到生活真谛的。生活本身也是多变的,平淡呆板的情节也很难反映多变的生活。茅盾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情节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正在于真实性和多变性的统一,在展示生活逻辑的同时,又富有变化,呈现出多色调、多节奏、多起伏的特点。     

历史使命感与艺术形象——关于茅盾作品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

(一) 茅盾塑造了一系列“时代女性”形象以后,再经过《路》和《三人行》的创作,从《子夜》开始,塑造了一系列民族资本家形象,如吴荪甫、唐子嘉、何耀先、王伯中、阮仲平、林永清、严仲平等,达成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有贡献。冯雪峰曾说:“要寻找一九二七年到抗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除了《子夜》,依然不能在别的作品中找到。”我们不妨进一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象茅盾这样以深沉的思想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塑造出一系列民族资本家形象的,还找不出第二个人。     

理性融入艺术形式——茅盾的艺术构思续谈

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是思维——任何形式的思维,包括艺术思维在内,都离不开理性。离开了理性,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思维。对于文艺来说,理性不是使自己解体的毒剂,而是使自己强筋健骨的天然内涵。在现今世界上固然有鼓吹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可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学史还找不出这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它既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却又与理性绝缘。相反,那些超越国界、赢得了千百万读者赞誉的世界名著,都是理性与强大的艺术魅力并存的。可见,我们应该探讨的不是艺术创作是否排斥理性的问题,而是理性如何融入艺术形式、艺术形象的问题。     

茅盾早期的真实论

茅盾早年把“五四”的科学精神贯穿到文学中去,把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也把文学的真实问题与科学精神联系起来。他说:“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学,正是依靠“真实”这个法宝击败了封建旧文学,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整合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整合,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对阅读的内容能记住10％,听到的内容能记住20％,看到的内容能记住30％,听到和看到的内容能记住50％,在交互关系下则能记住70％。信息技术使信息表现为图像、文字和声音的有机组合,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深刻的感知和记忆。     

杂文——鲁迅拓展的文学新天地

(一) 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巨大,战绩辉煌,古今中外,无人可与伦比。他不仅自己树起杂文丰碑,垂范后世,而且带领一批革命作家披荆斩棘,开辟了广阔的杂文天地,为文学拓展了新领域。这不是说,杂文是鲁迅的新发明。在我国,杂文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自己就高度评价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到明末,尽管小品文走上了吟风弄月的歧途,鲁迅也还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一面。杂文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外国早有文艺性的随笔与小说、诗歌等并存,而随笔也正是杂文的一种。可是无论中国或外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似乎都还没有承认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叫作tsa-wen(杂文)的东西。”因此,甚至当时进步文学界内部也有人责怪鲁迅专写杂文而不多搞创作,言外之意,写杂文不算创作。     

面临否定之否定的人们——论茅盾的时代女性形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时代女性”的形象,茅盾的周定慧(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梅女士)是其中的突出者。说来也怪,除梅女士是《虹》的主要人物外,其他三人着笔并不很多。茅盾自己就曾说过,慧女士在《幻灭》中是作为静女士的陪衬人物出现的。孙舞阳在《动摇》中只第九章占居重要地位,其他各章着笔都不多。章秋柳在《追求》中倒是重要人物,但也可说与胡仲昭、张曼青机会均等。但作品一问世,这些人物就被人们刮目相看,今天仍为读者所重视。茅盾自已称这几个人物为“特异的女子”,大概正因为这“特异”才使她们得到如此厚遇,因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创造是不宜平凡的。那末这些人物如何“特异”,有何意义,就值得研究。     

适应读者 提高读者——茅盾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学作品是写给人看的,因此任何一个作家,不论他的文艺思想如何,属于何种流派,有意还是无意,都有个如何对待读者的问题。 茅盾是标举“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走上文坛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的文学观有发展有变化,但是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主张文学要积极地影响读者,则是始终如一的。既要适应读者,又要提高读者,这就是他在如何对待读者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并且构成了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5月茅盾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