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

近年来,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财政分权制频频出现在转型经济理论的讨论中。但是,财政分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许多因素共用作用的结果,财政分权如果有作用,也仅仅是原因之一。同时,学者们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一个制度供给失衡的环境中进行的,其结果未必是好的。这个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财政分权没有法律保障、财政分权和行政垂直集权矛盾以及分权制度安排本身不规范。本文将深入讨论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共同作用对…     

健康风险冲击下的农户收入能力与村级民主

文章基于中国8个省份、1354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大病冲击对于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以及村级民主对缓解农户健康风险的作用。结果发现:(1)大病冲击在随后的12年周期上对农户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大病冲击对农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13.2%;长期的影响可持续大约24年,并且对贫困农户的影响更为深远;(3)在健康风险管理方面,村级民主对于减轻大病借款倾向和因病负债时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村级选举产生的缓解作用相当于农户人均收入大约5%的水平,并且使得大病冲击持续时间减少3年。     

中国务实主义及其儒家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务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相信真理的性质是历史和具体的,而认知思维是情理交融的,认知系统是开放、现实和融合的;在实践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相信如果目的是合意的,则手段就可以随情境而变。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还原为儒家的人性论。不同于西方单一和不变的人性假设,儒家的人性是世俗的,因而也是流变和可塑的。人性的世俗性否定绝对真理,人性的流变和可塑性为手段的多样性提供哲学基础。然而,儒家并不提倡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是强调个人修养以及礼仪对个人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儒家人性论无法推导出法治,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个缺憾;如同民主政治一样,儒家政治必须佐以法治才可能保证良政。     

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通过对1995—2001年683家国有企业的调查,本文研究了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解决了转型经济文献中经常遇到的遗漏变量和选择性偏差问题。结果显示,改制对企业的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影响,但是对单位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弱或不显著。研究还发现了明显的时间趋势,改制效果对于那些具有中等长度改制历史的企业以及在1997—1999年间实施改制的企业最为稳定。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等。文章特别强调效率与公平及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形成现有农地制度中的作用 ,指出了国家在设计新的农地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规范问题。     

信贷约束、土地和不发达地区农户子女教育投资

本文从土地对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户的重要性出发,探讨了农户家庭土地禀赋对其子女教育投资的关系。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表明在教育投资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信贷约束,土地作为一种保险机制能够提高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促进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文章利用最近获得的一组数据对不同教育层次的回归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因为土地禀赋的差异而使得农户子女间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由此所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并分析了现行土地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社会排斥和经济歧视－东部农村地区移民的现状调查

据统计 ,中国有近４４００万的农村居民不在本县工作（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９） ,这些移民的大部分也没有到达大城市 ,相反 ,近２／３的人沉淀在县城和县城以下的城镇以及发达地区的村庄中 (劳保部,１９９８)。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到达城市的移民以及影响他们迁移的因素 (Ｃｒｏｌｌａｎｄ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７;Ｈａｒｅ,１９９９;Ｒｏｚｅｌｌｅ,１９９９;Ｗｕ,１９９４;和Ｚｈａｏ,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而对迁移到发达地区小城镇和村庄的移民的研究则探讨不多 ,尽管这些地区的移民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亚于在城…     

儒家自由主义辨析

在与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中,儒家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的个人乃关系性而非原子化的,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和角色的多样性,其相应的个体价值以相互责任或角色来规定;二是在行为层面,儒家强调个体对"礼"的服从,儒家自由主义的个体自决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前提;在制度层面,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给予个体自决以充分的空间;三是儒家不承认由同一性规定的抽象平等,但坚持由对称性规定的关系平等。由此在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主空间上,儒家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但儒家将个人置于社会秩序之中且尊重资质,从而能够避免自由主义的三个原则即个体价值、个体自决和抽象平等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观的转变

过去的20年,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社会发展方面却进步较小。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村发展观的转变。这个转变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不再单纯地等于农业,不再是单纯向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地方,而是可以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所在;其二,农村不再是可以任其消亡的穷乡僻壤,而是可以体面地生活的地方;其三,农村将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重建组织和文化秩序。新的农村发展观将以"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为特征,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为最终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其媒介是村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