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零碳转轨发展与多赢协同

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命题，但“双碳”工作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模式、技术与机制体制上的弊端，阻碍了净零碳转轨进程。中国净零碳转轨的提质增速需放弃原有的碳思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服务，以能源生产侧与消费侧实现能级转换为支撑，加快推动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从多赢协同的视角出发，净零碳转轨还需加快转变原有的发展范式，夯实原创核心技术，通过能源供需市场“去中心化”、分布式与扁平化发展，加快释放零碳转型的发展动能，为推动中国碳中和进程提供根本保障。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城市机动车限行对PM2.5的影响与效果检验

为缓解城市道路拥堵与交通污染问题,全国多地陆续实施机动车限行政策,但针对不同城市不同限行政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却鲜有文献研究。根据政策特征,本文将限行政策分为一般限行和特殊限行两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1-2017年我国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分别研究了不同类型的限行政策对城市PM_2.5污染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首先,机动车PM_2.5排放已经成为了城市PM_2.5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机动车限行措施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过程中;第二,一般限行政策和特殊限行政策均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大气污染,但相对而言,特殊限行政策的减排效果更明显;第三,限行政策的力度,如限行区域的相对大小和限制机动车的相对数量均能影响政策效果,一般来说,限行区域越大,限行的车辆越多,减排效果越显著;第四,在剔除特殊样本"北京"和"限购"政策的影响后,限行政策依然有效。本文从机动车PM_2.5排放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限行政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和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制定更高效合理的道路交通污染防治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新常态”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与代际补偿核算

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增速与结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缓解能源压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本文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核算了1991年至2013年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结合“新常态”经济特征,预测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变化轨迹并对代际间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进行责任划分。结果显示在放缓经济增速和约束能源下,中国化石能源生态价值补偿存在增速降低甚至总额下行的可能,在2032年左右能够达到峰值,与中国承诺二氧化碳峰值的时间接近。靠前代际负更多责任的分配方式更符合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不仅可以减轻后代人的补偿压力,同时也可以兼顾到当代人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技术进步。     

如何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

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了2020年的碳强度目标,该目标是以保证经济增长为前提的。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可以下降43.5%,这与政府的低碳目标基本吻合。对中国而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意味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也较高。未来一段时期,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的主要途径。能源强度的改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拉动作用。城市化进程不会减缓,但可以为政府促进减排提供机会。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战略应以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     

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国内工业如何借助海外投资的外部优势实现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4—2019年的省际数据,尝试构建工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以宏观货币供给波动和省际近代开埠历史为基础设计工具变量,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模型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显著推动了工业绿色转型进程,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缩短时间窗口、改变样本容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后,实证结果仍然稳健。另外,研究还发现产业转移、技术进步和资源补缺效应正向调节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