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暨"境界"释义--论王国维对于西学的疑信与取舍

王国维对于“解脱”说的疑问,其实也肇始了他对于“哲学”的疑问,他婉转于“可爱”与“可信”之间,意味着他在学理认知、学术取径上的重大抉择与转向,“可爱”与“可信”之说,有着属于比较思想史的潜在含义,暗示乃至交代出王国维在取资于西学的历程中,对于自身文化身分与话语立场的痛苦自觉。走向《人间词话》的表达方式,正是王国维出离逻辑的概念的“哲学”式表达的重要步骤,其中“境界”区别于“意境”,是一个非诗学所能限定的概念,联系着王国维广大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抱负,这也是“境界”无法在纯粹诗学范畴内获得准确诠释的原因所在。     

“审美优越”与现代文艺的衰变

陆机《文赋》中谈到“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现象,是文艺创作中较常见的现象,但丁所谓“形式不能和艺术意志契合,材料不肯应命”说出了其中一部分奥秘。文艺创作者究竟应怎样体认、感受世界,用怎样的方式把体认、感受到的一切恰当地表达出来,而不至于对生活作浅薄的图解,或陷入‘审美优越”而使自己的创作失去文艺的特质,把自身置于孤立的境地呢?站在认识论的高度看,任何表达都难以准确地再现经验的真实,有的表达甚至会成为对真实的背叛。但人类本就是在一系列客观和主观自我的限制中获得发展的,绝对完美的设定,在任何时代都只是体现出人对“永恒”与“绝对”的企慕。那么,又怎样理解现代文     

白沙“自然之学”的选择与内涵 ——兼论“自然”作为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的互动

白沙对“自然之学”的选择不止是他在人生历程中求“真”求“知”的结果,也是他求“善”求“道”求“美”的结果;不止缘于学理与思想逻辑,更缘于他的生活实践.“自然”是生命境界,也是审美境界,二者之间常常互构互动,白沙以“诗”的方式甚至以“不言”的方式言说“自得”、表达“自然”,这是中国思想史中可以深入未来的重要资源.     

船山的"英雄美学"及其对诗史的苛评

船山在对历代诗文和诗文作者的品评中,高标自许,少所认可,"诗圣"杜甫、"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均在讥嘲之列。船山对诗史的苛评,缘于他标举的"英雄美学",而此种"英雄美学"的标举,又与他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的自我承担和角色要求相关,这是诠释船山美学与诗学的根本轻路,也是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线索。     

论徐渭的审美历程与古典精神的自足轮回

一、起始的尴尬 徐渭很小便见识了生命的无常,亲旧早死,家道中落,这使他敏感而纵诞、拘谨又洒脱。然而,以少年的勇气,按照社会的主导精神——立德立功的逻辑去治国平天下,毕竟是当时最踏实而规范的选择。徐渭不懈地热衷于人世间的显达,不惜殉主殉国,现实却总使他激昂的愿望顷刻间化为泡影。七困场屋,几番落魄,内心从此躁动着怀疑和愤怒。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船山的发现与误读——兼论民族主义之作为动力

:船山是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 ,其思想虽含近代启蒙因素 ,但却不是为了给近代人立论。但近代中国的“学人” ,却多半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去解读船山 ,于是造成了对船山的误读。船山在近代的发现 ,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误读中完成的。这一现象表明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来谈论思想、学术。近代中国“学人”之所以误读船山 ,实与中国近代的命运有至密之关系。在救亡图存、保族卫种的时势要求下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了唤醒民族自我意识的良药 ,船山遂因此成了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其余方面则被忽略了。     

“‘新诗’建构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废名在1932年所作《〈周作人散文钞〉序》中,曾经说"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新文学运动"(见止庵编《废名文集》第115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废名的概括或许经不起严密的学理推敲,但毫无疑问,文学确实是那个启蒙时代的某种意义上的中心,甚至,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内,文学都是社会生活中的焦点,是整个文化的代言和表征。进入现代文学,是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现代历史的"不二法门"。而在新文学运动中,"新诗"的发生发展,又是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