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弹性与治理：弹性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文章通过对弹性化政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剖析了政府弹性化改革的内涵及其途径,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弹性化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结合中国目前的改革实践,提出了弹性化政府对中国治道变革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台港澳地区青年组织开展民众工作比较研究

青年组织是青年群体活动、成长和发展的集体,也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与形式。当代政党和非政党组织的一个共性特征和普遍做法是通过青年组织开展民众工作,广泛吸纳青年社会精英,务实政党民意基础,完成政治社会化过程。通过对台港澳地区相关青年组织的考察,梳理其开展民众工作的具体理念和路径,有益于探寻青年组织深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内在规律,对我国其他地区同类型青年组织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公共行政的价值沉淀:超越现代与后现代

传统公共行政是指19世纪社会工业化开始形成的以“韦伯官僚制”为典型特征的公共行政范式。这种范式以理性为中心,强调单一的权威中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财政危机和保守主义的崛起,“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转型。虽然这种转型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也不能忽视这些转变,而应该积极寻求应对。     

治理资源的重构：安全生产事故的制度反思

近来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说明,当前中国还停留在运动式治理模式上,在集中优势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常规化的日常管理则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治理资源的不足表现在相对和绝对两个方面,政府内部结构分割和社会发育失调都制约了公共治理资源的有效运用。要实现常规化治理,就必须进行结构改组和社会治理资源的网络化整合,这是后奥运时代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社会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路径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造和重塑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相较于其他现代技术,基于数字底座的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强的迭代性、通用性、颠覆性和重塑性等特性,因此对经济社会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根据技术的实践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人工智能社会安全风险可以概括为源于技术本身的本体性风险、源于技术利用主体的主体性风险,以及在规模化应用中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客体性风险。这种类型划分不仅印证了该技术社会影响的全面性,也揭示了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为了构建负责任、有预见性的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营造人文良善的技术生态、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格局,以整体性的敏捷治理体系实现对技术风险的长效治理。     

城市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的理论建构:基于上海世博会的启示

应对具有复杂性和扩散性的城市风险,需要有新型、综合、高效的风险防控和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实现由事后处置型应急管理向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体系转型.现代特大型城市的要素集中和脆弱性增加了公共安全管理的难度,城市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世博会期间构建起的“七位一体”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侧重于风险防控和前期预防,在实际运行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保证了世博会的正常运行.对世博会风险防控基本经验的总结与梳理,对于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现实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优化城市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转型都是极为重要和有益的.     

从阶级革命到制度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重构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剖析了中国二十世纪国家建设和社会重构的过程,以及这其中政治权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国家权威崩解、国家权威重建、国家消解社会以及社会重建的历史脉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发展的运行理路和轨迹,也能廓清未来中国发展的取向.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须克服传统思维束缚

正第一,从国家治理来看,要通过重心下移弥补"单位制"消解后的地方治理空白,特别是自主性治理架构的缺失。有学者提出"双向建构"框架,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自治的组成部分。因此,新时代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必须兼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以及现代社会自治体系构建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