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我国律师惩戒程序新探

律师惩戒程序专指对律师进行警告、暂停执业、取消律师资格等行业性惩罚时适用的程序,其与诉讼程序、行政程序分属不同的概念范畴.在我国,人们对律师惩戒程序之概念本身尚缺乏深刻认识,程序设计存在诸多问题,如惩戒主体错位、惩戒机构不具体、惩戒程序不透明、惩戒程序期限严重缺失、缺乏多方参与机制、缺乏对被惩戒者的程序保障等.完善我国律师惩戒程序,应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并寻求解决对策.     

修复性正义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修复性正义是在反思与批判报应性正义的基础上,一种旨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社区与社会之间正常利益关系并实现正义和谐的刑事理念或价值取向.修复性正义起源于古老的宗教仪式,是对报应性正义的批判.修复性正义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在我国有着广阔的正义基础和制度空间.     

论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我们仅在刑事公诉权的范围内讨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不全面的，在立案侦查权、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以及民事、行政案件抗诉权之中，我国检察官也拥有自由裁量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行政权的扩张性要求严格控制行政性裁量权，司法权的中立性使得司法性裁量权应适当扩大。法律还须加大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围的程序性控制。     

论行刑交叉案件的处理

我国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中适用“以刑止行、先刑后行”的程序。参照英、美、法、德、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反思我国“以刑止行、先刑后行”的处理程序的确立原因和弊端,应根据行刑案件的关联性及前提关系,赋予当事人范围不同的有限程序选择权,设计处理行刑交叉案件相关程序。     

我国律师惩戒程序新探

律师惩戒程序专指对律师进行警告、暂停执业、取消律师资格等行业性惩罚时适用的程序,它与诉讼程序、行政程序分属不同的概念范畴.在我国,人们对律师惩戒程序之概念本身尚缺乏深刻认识,程序设计存在诸多问题,如惩戒主体错位、惩戒机构不具体、惩戒程序不透明、惩戒程序期限严重缺失、缺乏多方参与机制、缺乏对被惩戒者的程序保障等.完善我国律师惩戒程序,应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并寻求解决对策.     

论我国法官辅助人制度的构建

法官辅助人根据审判人员之委托,协助审判人员判断双方专家证言或者鉴定结论的真伪,从而参与诉讼活动。我国应建立“鉴定人＋专家证人和法官辅助人”的大司法鉴定模式,据此构建我国法官辅助人制度,并着力于对法官辅助人程序的启动、选任资格、诉讼权利义务规制以及判断结论的采用标准等方面进行改革。     

试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之完善

我国目前在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上存在严重缺位：理论上对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缺乏深入研究,立法上对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缺乏规范,实践上对利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缺乏投入,同时社会关注度也明显不足.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想.首先,应确立刑事被害入社会救助的原则、内容;其次,制定我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指引〉,整合零散的社会资源;最后,建立刑事被害人融会救助机构全国网络系统,并对机构的工作范围、工作程序进行统一规范.     

论刑事诉讼的公共治理

刑事诉讼的程序与结果之间的非对称性、刑事诉讼程序失灵以及刑事诉讼的公共产品属性是公共治理理论进入刑事诉讼的必要前提。刑事诉讼的公共治理表现出协调性、开放性、合目的性之治理价值取向。刑事诉讼公共治理范畴包括刑事司法权的配置、刑事司法组织的优化、刑事司法参与人的权益最大化以及刑事司法程序的安定性与救济性合一等四个方面,其治理方式包括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和程序政策。     

论司法宽容

现代宽容的司法进入,使司法宽容成为现实,并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包容性、尊重性、非纵容性等宽容品质.宽容已成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价值并凸显在法律、道德、政治三个领域.司法宽容的难度、限度和向度分别关涉司法宽容的依据、边界以及层级,是司法宽容建设中需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