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以湖北省为例

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界定了县级区域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面积达312.34 khm2,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且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18个盈余区中,襄阳区盈余面积最多,约108.01 khm2,盈余面积最小的保康县仅盈余59.726 hm2;37个赤字区中赤字面积最大的武昌区赤字面积高达149.448 khm2,赤字面积最小的赤壁市仅赤字293.287 hm2。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衡区。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与土地价值增值研究

土地增值是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动因。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使大量优质农地损失 ,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又使土地价值增值 ,土地价值攀升又反过来影响农业发展。本文对农地向城市用地流转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给出了土地价值变化的理论模型 ,并对土地价值增值进行了实证分析 ,指出了土地价值上升的后效     

土地整治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基于通径分析法

土地整治是推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重大举措,也是改善农村生产条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土地整治如何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效应如何,并没有直观的反映。以1999—2010年中国土地整治与与农业经济增长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采用通径分析法,探究土地整治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土地整治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整治对农业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两者之间存在阶段性的线性关系;土地整治通过整治面积、新增耕地面积、投入额、投资强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分别为0.961、0.541、0.901、0.742;土地整治过程中,应加大土地整治面积和投入资金,合理确定投资强度和标准,避免盲目追求新增耕地数量指标。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关系研究——基于264个城市的实证

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两者存在耦合关系。利用中国大陆地区264个城市2002-2011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城市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组内差距扩大,两者具有相关性;城市用地扩张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用地扩张都是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仅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存在反向关系。在现有制度设计下,城市用地扩张增加了土地供给,但仍满足不了城市因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产生的用地需求,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财政的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土地财政收入付出的努力推动了城市用地的扩张。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农村居民点分区布局研究——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承载着农村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对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水平,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MAPGIS支持下,统计分析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结构、特征规律以及存在问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新洲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主要因子并构建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将新洲区划分为优先布局区、适宜布局区、较宜布局区和不宜布局区四类。在分区的基础上,提出新洲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方案,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     

深圳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流失--耕地资源流失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检验

0引言我国人口多、耕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保护耕地与保障经济建设始终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在经济建设初期化总量的20%,其中近1/4集中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H elling,1999)。另一方面,耕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保证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需要有足够的耕地     

农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农田生态补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一个环节,是政府为协调各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准确界定和关系分析是农田生态补偿工作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在广泛查阅和梳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农田生态补偿方式偏好与模式选择——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等四个农田生态补偿工作的环节出发,分别对参与研究框架的各环节相关利益群体概念进行界定和相互关系展开分析。研究明确了农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群体关系,可为政府协调农田生态补偿各方利益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及差别化政策研究

土地资源异质性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差异的重要原因。在分析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形成机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传导机制,结果表明：自然客体异质和资源属性异质形成了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土地资源空间异质性传导机制可概括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作用机制,表现为土地资源特性和属性传导机制;二是间接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传导机制等。建议从建设用地管控、产业供地管理、土地用途管制等方面制定差别化土地政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平衡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