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无望的事业”的证词———读卓今的《残雪研究》简

综观中国当代文学，残雪无疑是一道非常壮丽而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残雪自称其作品为“纯文学”，是为“真正有精神追求的高层次的读者而写作的”，一般的看法则是飘忽不定，晦涩难懂，像是一盘非理性的谜局。另一方面，残雪作品的写作量和出版量却又是相当之大，从1987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开始，至今已有近80种作品集面世（其中国内出版的近50种）。残雪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作品，但从市场反应来看，她显然已拥有一批“真正有精神追求的高层次的读者”——也不妨说，正是这样的“少数派”读者支撑起了一片自行其道的“纯文学”市场。     

穆旦集外文五种

中国现代作家文献的整理工作已取得丰厚的成绩,但仍具有较大的辑佚空间.与已经出版的作家全集或多卷本文集境况相似的是,穆旦的集外文仍有不少,包括诗文、翻译、档案材料、未刊文稿、集体处理的相关文字等,计有数十种(类).这里辑录五种,《傻女婿的故事》、《在秋天》为早年诗文,《献歌》、《J·A·普鲁佛洛的情歌》和《一九五三·朝鲜》为翻译之作.     

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对于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的辩诘

从选家资格、阅读视野、文艺批评的态度、具体选目以及后续性的文艺思想等层面来看,尽管<现代诗钞>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美学风格,是一部艺术兴味较为充分的新诗选本,却也存在着诸种残缺与矛盾,与其说它是一部经典的文学选本,不如说它经典性地呈现了编选者闻一多这样一个有着自我期许的文艺家在时代政治面前的矛盾.就闻一多当时的艺术立场而言,它已然"完成";他放弃对<现代诗钞>做进一步编订工作,也主要是因为政治理性战胜了美学理念.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新诗教育问题

长期以来,大学课堂里的新诗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教师素养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本身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写作之中,有必要加大诗歌叙述篇幅,接入更多新现象和热点问题的信息;同时,增加文学教育的维度,适度强化对于新诗审美内涵的发掘。     

“开放问题空间后”的希望——为《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创设5周年而作

大约从上世纪末起,当代诗歌界出现了新的活跃景象（究其原因,诗学立场的分歧、网络技术的推动均不可忽视）;而就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推出前后,一批诗歌专刊纷纷改版,一批刊物也连续推出诗歌评论专栏,一时风生水起。相较之下,《江汉大学学报》“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更多学院派色彩,     

王佐良论穆旦——兼及其他穆旦研究

作为穆旦的挚友和新诗研究者,王佐良既把穆旦放在"昆明现代派"这个群体里讨论了穆旦写作的外在性,同时又更主要地对穆旦写作的种种个性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在后一个层面上,他提出了"感性化与肉体化"、"非中国化"与"中国品质"等等概念,并对穆旦诗歌中的宗教取向进行了独特的讨论,这些都是穆旦研究中富有开创性和可延续性的命题.     

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的境遇——以三位不同“时代”的女诗人为例

以唐兴玲、郑小琼、衣米一等人的写作境遇与实际文本来看,在博客文字兴盛的当下语境之中,女性诗歌虽然风格迥异,但还是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写作对于内心的呈现———对于时代压力的挣脱。这种"时代压力"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威慑力强大的意识形态因素,也不是1980年代后期以来兴盛一时的"女性主义"潮流("黑夜"意识),而是这些主导性因素逐渐消散之后,物质现实本身所散发出的压力。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穆旦作品年表

1918年 4 月 5 日 生于天津,本名查良铮,祖籍为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 1924 年 3 月 16 日 《不是这样的讲》(文)刊于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署"城隍庙小学第二年级生 查良铮(男)". 1930 年 6 月 7 日 《笑话》(故事)刊于天津版《大公报》,署"查良铮(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