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活动大影响

企业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宣传推广自己的产品往往借助于广告,但广告费用高,实力不强的企业只能望而止步。我在企业多年,实际工作中设计过许多公关小活动,花钱少或不花钱,但可办事——起到广告的作用。举例如下:1985年上海医药站邀请全国二级站代表参加上海医药交易会,会后千余代表赴成都参加全国药品交易会。为方便代表赴会,在上海站包了     

大学生民族危机意识教育途径新探

民族危机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民族进步的巨大推动力,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威慑和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加强大学生民族危机意识教育是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体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民族危机意识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科学的教学方法。本文结合当代大学生思想实际与高校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实践,从创新教育方式、改进课堂教学环节、运用网络平台、借助活动载体等方面对实施大学生民族危机意识教育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国外学者对国有企业分红的必要性、影响国有企业分红的因素、国有企业分红面临的难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国内学者有关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国有企业分红的必要性与原则("怎么分")、国有企业分红标准和方式("分多少")、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比例("分给谁"、"怎么用")。关于"怎么分",国内大多数学者反对"一刀切"的上缴方式,少部分学者主张"一刀切"的上缴方式。关于"分多少",国内学者一致认为目前的上缴比例过低,应该提高各国企红利上缴比例,但是提高到什么程度以及依据是什么,目前仍无比较一致的结论;关于"分给谁"的问题,国际上已有比较一致的做法,即上缴给财政部门用于公共支出;关于"怎么用",学术界普遍认为,大部分应该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在理论上也没有大的争议。     

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发展绿色纺织产业

当今，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失调，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文章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内函和要求入手，论述了我国纺织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的特殊性

行政垄断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具有普遍性。然而在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也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实施主体、目的等许多方面。     

学而不思则罔

在当今知识爆炸、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如何培养我们学生成为一名符合社会要求的公民,甚至培养其成为具有创新精神、能灵活应用的"能手",这是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一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想作为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应在平时教学中应注重培养我们学生"思"的能力,"思"的意识,毕竟古人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探析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股重要政治思潮和重要政治力量,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着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对民主社会主叉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要对民主社会主义作深入的研究,考察它的历史渊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宽严结合与学校管理

宽严结合与学校管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宽与严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学校管理工作中，过严、过宽都是不恰当的，应当宽严结合。严，即在学校管理工作中要严格要求。一个学校好比一部机器，要它正常运行，则必须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配合与协调，不允许松松垮垮、马马虎...     

传统知识与巴西亚马孙流域生物多样性地区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一个环境问题 ,它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已是有目共睹。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强调了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中思考“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知识、创新和实践”问题的必要性 ,其中便提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重建在几十年发展中遭到破坏的传统实践和知识 ,引发了不少问题 ,例如它与现实社会的关联 ,以及采取何种形式和程序。我们在巴西亚马孙流域和几个当地群体一道就木薯品种多样性的管理开展的多学科研究 ,堪称良好的示例。本文介绍亚马孙流域木薯栽培的情况、相关群体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和组织环境 ,然后探讨本土知识保护中出现的政治结构。非政府组织作为地方和国家政治、行政制度的桥梁 ,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我们观察到的各种力量 ,说明“原住民共同体”与其周遭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 ,正在发生深远的改变。     

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